公元907年至960年间，黄河流域政权更迭频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依次登场；与此同时，南方诸地及北方山西也相继建立起10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
这段时期虽处于动荡之中，雕版印刷术却呈现出扩张态势。当时的刻书中心以开封、成都、杭州最为著名。开封作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的都城，设有国子监，“监本九经”便是在此完成刊印的。
公元932年，后唐宰相冯道发起儒家经典的大规模刻印工程。据载，冯道发现当时吴、蜀两地所刻书籍，多为日历、通俗读物或佛经等平民读物，唯独缺少儒家经典。于是上书皇帝，请求依据石经文字刻印“九经”印版。获准后，由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博士儒徒，参照最佳官方范本《唐石经》，结合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编撰出经注兼有的版本。这一过程历经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细致校勘，再请书法高手以端楷书写，最后组织工匠雕刻印刷。从公元932年到953年，耗时22年方告完工。此外还刻印了《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计130册，标志着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端。“九经”刻成两年后的公元955年，田敏又奉命刻印了解释经书音义的《经典释文》。由于出自国子监，后世称之为“五代监本九经”，版本学中“监本”一词由此产生。“监本九经”确立了古代经书的标准文本，并允许公开售卖，使得“‘九经’流布甚广”，对文化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宋人及当时对“监本”评价不一，但近代学者王国维（公元1877—1927年）在《五代监本考》中给予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可见“监本九经”的刻印确有功绩。自此，刻书不再仅是民间书坊或僧道的行为，而是成为历代政府的出版事业，有力推动了后世印刷业的发展。
政府提倡印刷业，士大夫私人刻书也随之增多，世称“家刻本”。蜀都成都在唐代便是刻书先进地区，此时更加兴盛。从唐末到宋初，这里70多年未发生大战乱，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书籍需求量大增，加之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底蕴深厚，为当地印刷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后蜀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书的先驱。史载其年少时借阅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抄本遭拒，愤而发誓：“他日得志，愿刻版印之，以便利天下的读书人。”后来他任宰相，果然刻印了这两部书及白居易编的《白氏六帖》，实现了心愿。他还出资兴办学校，刻印“九经”，镌刻《后蜀石经》十三经（虽未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大振。毋昭裔对蜀地文化教育贡献颇巨。至宋代，毋家所刻书籍已畅销全国。宋太祖灭后蜀时，许多官员受罚且家产被没收，唯独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将雕版发还。其后代继续从事刻书，成为成都世代闻名的出版世家。
前蜀任知玄目睹印刷术“不烦染翰之劳，可遍普天之内，使人皆持诵”的优势，遂于公元909—913年间，自费在成都雇工雕刻道士杜光庭所著《道德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广泛流传。同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僧昙域，他将师父贯休的诗作1000首搜集起来，于公元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事例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奠定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都杭州，印刷业同样发达。国王钱弘俶〔chu处〕与和尚延寿刻印了大量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其中可考证印数达68万多卷，规模空前。印刷技艺精湛，纸张洁白，墨色均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精美；另有两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前所未有，是我国最早的丝织品印刷版画，体现了杭州极高的印刷水平。然而如此大量的佛教印刷品，今日仅存几卷经卷和少量残损塔图，部分落入美国、英国、瑞典等国。国内除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各藏一卷外，私人亦有收藏。常州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卷保存最完好，前部刻有“丰财园说法”图，后部为经文，共269行，每行10字，总计2675字。字体古雅，墨色清晰，图文并茂，印刷精良。这卷珍贵文物由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第五代传人瞿凤起于1985年捐献。
五代著名词人和凝，历仕各朝至宰相高位。他好学才思敏捷，擅长短歌艳曲，极重声誉，因此在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赠友人，作品流传至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此后私人文集刻印之风盛行。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老子《道德经》，序文即由和凝撰写并置于卷首，颁行天下。
南唐京城金陵（今南京），曾刻印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史通》及南朝陈徐陵编的《玉台新咏》。此外，西北敦煌、东南福州也有书籍出版。
敦煌地处偏僻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公元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匠人雕印了单张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佛教护法天神，四大天王或俗称四大金刚之一）以及《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其中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展现了该时期雕版印刷技术水平。题记中有“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的愿文。“大慈大悲救苦观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有曹元忠名字外，还印有刻工雷延美之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珍贵印刷品。可惜大多被斯坦因和伯希和盗走，分别藏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目前国内仅有的五代敦煌印刷品为“大圣文殊师利（意为吉祥）菩萨像”（图3），现藏北京图书馆。这幅单张版画描绘文殊菩萨骑狮驾云、普渡众生之景。菩萨手持如意，稳坐狮背，面目慈祥，背后佛光缭绕。两旁左题“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右题“普劝志心供养受持”。图像下为题记，上图下文，结构严谨，笔调简洁，刀法清晰，是一幅十分古朴的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闽国国王王审知重视文化教育。大臣徐寅所写《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故徐寅写下“拙赋偏闻镌印卖”诗句，可见当时福州已出现以刻卖书籍为生的书坊。
随着刻书业发展，图书收藏变得容易，公私藏书渐多。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建有藏书楼。荆南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三位国君李昪[bian变]、李璟、李煜均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君钱镠[liu流]子孙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因此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这一时期出现成千上万卷藏书，在战乱频仍的年代实属难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刻书业的发达。
总之，五代十国的刻书事业在印刷史上承前启后：第一，雕版印刷三大系统——官刻、家刻、坊刻开始形成。第二，刻书地点遍及大江南北，特别是较为安定的地区。第三，明确了雕印书籍分书写、雕版两工序完成，大大提高了印本书籍质量，此后公私雕印者皆遵循此法。第四，蜀国、吴越的老刻印工技术及印刷设施，为北宋成都、杭州印刷业发展打下基础。因此，五代十国虽战乱频繁，雕版印刷业却处于继往开来的地位。遗憾的是，五代印本流传至今寥寥无几，仅有的几种多为残本，部分散失国外，至于“监本九经”更是一卷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