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定档于2026年8月3日在曼谷举行泰国首映礼，随后在8月6日开启全泰公映。在此之前，该片在中国内地已掀起观影热潮，澎湃新闻曾从侨批历史、潮剧文化以及留守女性命运等多个维度推出系列深度解读，引发广泛关注。不过，湄南河对岸的泰国视角，至今仍未得到完整呈现。那些深刻塑造郑木生命运轨迹的社会结构、决定华人社群生死存亡的政治安排、赋予侨批独特张力的两国博弈，乃至他孙辈所继承的那场漫长且充满争夺的身份改写——所有因果链条，皆扎根于河流的另一侧。本文作者是一位泰国华裔学者，试图以泰国华人史为参照系，重新审视这段被银幕照亮、却未被充分追问的历史。
《给阿嬷的情书》中的曼谷唐人街
午后的阳光倾洒在湄南河的某段水面上，将远处佛塔的金顶映照得熠熠生辉。一位潮州籍男子在昨夜离世，他的泰国友人有的忙着收拾遗物，有的坐在船舷边感叹命运无常。他的离去并不平静，既非孤身一人，也非因年老病弱而安详谢幕。他死于一种与其生前姿态如出一辙的方式：当邻船在河上遭遇匪徒劫掠时，他挺身而出施救，正是这一本能举动，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远在广东潮汕故里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在他们脑海中，他始终是那个在泰国发迹致富的富商。然而，他真正留下的，是一个更为沉默、却也更具穿透力的故事。
蓝鸿春执导的《给阿嬷的情书》（2026）堪称近年来最令人意外的电影现象。这部几乎全程使用潮汕方言拍摄、成本仅两百余万美元的影片，在中国内地票房已突破十八亿元大关，稳居年度票房亚军宝座；从香港到新加坡，场场爆满。无数华语世界的观众在黑暗的影院中为之落泪。影片的核心线索是“侨批”，即潮籍海外劳工世世代度越过南中国海寄回家乡的银信。全片最大的悬念在于这些信件究竟出自何人之手，而真相直到寄信人去世数十年后才得以揭晓。
作为“潮汕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本片自然选择站在潮汕本土的视角来讲述这段往事。深情目光始终聚焦于在乡下守候的阿嬷、背负债务的孙子，以及那封封从未断绝的越洋批信。尽管故事中绝大多数情节实际发生在泰国，但在银幕上，泰国似乎仅仅充当了背景板，缺乏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法律、利益诉求与历史脉络的社会主体性。然而，这个故事的所有前因后果，恰恰居住在泰国的这一岸：塑造郑木生生平起伏的社会结构，决定其社群生存策略的政治安排，赋予侨批特殊张力的两国政府利益对峙，以及他后代所继承的那场漫长而激烈的身份重构。本文尝试做的，正是从“耀华力”（曼谷唐人街）这一岸望去，基于泰国史视角重新诠释这一故事的全貌。
一、湄南河的社会世界
郑木生，一名潮汕籍男子，于1955年抵达曼谷。早年，他首先是为了躲避战乱期间的抓壮丁逃往马来亚，后因拳打英国工头被驱逐，不得不落脚于潮汕同乡聚集的曼谷。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成千上万潮州男性经历了相似的渡海历程。他们从汕头搭乘红头船出海，随身几乎只带着一笔尚未付清的船资债务。木生从社会最底层起步：他在曼谷街头蹬三轮（samlor），小心翼翼地积攒每一分钱，渴望有朝一日能买下湄南河上一条货船的股份。这正是施坚雅在《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57年）中记录的典型“过番客”上升路径：由苦力转为运输工人，再成为船东之一，一级级向“头家”或所谓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地位攀爬。施坚雅甚至指出，这种白手起家的轨迹在暹罗华人中，比同时期美国的欧洲移民更为常见，其例证之丰富，足以让每一位“新客”深信“南洋梦”：只要肯努力，成功之门对任何人敞开。
在湄南河上谋生意味着什么？十九世纪之前的湄南河，曾是华人帆船贸易的黄金时代。随着十九世纪西洋轮船取代旧式华人帆船，华人的地位下降了一级，从船主沦为驳船工。他们驾驶小木船，在深水锚地的巨轮与岸边之间搬运货物，用双手完成了东南亚最繁忙港口经济之一的实体转运。由此开始，部分驳船工攒下资本入股船只，成为共同船主。木生死时，正走在通往这条路的途中。
通过镜头语言可知，木生的死带有英雄色彩。他为救援邻船一家而被歹徒杀害。但历史脉络为这一刻增添了结构性重量。二十世纪中叶的湄南河码头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华人秘密会社“红字”（Ang Yi）组织起来的。华人会社掌控着劳动力供给、货运航线及保护费生意。这些网络自最富有的“公司”严密延伸，从头人一路覆盖到施坚雅所称的下层“斧头仔与职业罪犯”。木生在狱中结识的大哥，大概率便出身于此组织。战后湄南河面上的暴力来源多样：敌对的“公司”下属帮派、泰籍水匪、退伍军人乃至警方中的不良分子。影片未交代袭击者身份，仅凭方言推断族属并不严谨。历史记录提示的是一种结构上的可能性：码头经济中有组织的暴力，很可能沿着华人内部各派系争斗的路线展开，而非跨越族群界线进行。施坚雅对此有直接表述：“秘密会社远非针对泰人或西方人的统一战线，反倒是华人社会内部的分裂力量。械斗与恐吓的对象是别的公司。”
电影中湄南河上夜间的打斗场景，主人公命丧于此
因此，社群内部的强凝聚力不仅限于华人社会，更是一种自我治理形态。潮汕移民社群抵达泰国时并无合法法律身份，无法进入法庭寻求救济，得不到任何国家的保护，因而极有可能转向暴力的“公司”结构寻求庇护。与此同时，这个社群也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养老送终的共同体。电影中发生在1960年9月16日夜里的湄南河悲剧，既是个人命运的终结，也是系统性的结果：一条性命，结束在两个国家共同造成、长期容忍、始终未曾解决的制度安排之内。
如今的湄南河曼谷段
二、学堂、警察，与“看不见”的艺术
令观众最为动容的一幕，是木生说服客栈主人之女南枝，让一所华文学堂在其客栈内秘密开办。彼时，銮披汶政府已明令关闭全泰国的华校。南枝在泰国长大，精通泰语，日常讲潮汕话，却不识中文。她对一种仅在自己生活边缘出现过的文化感到疏离。木生当面直言：这些孩子若不识字，注定要像他一样穷困一生；没有中文，他们将彻底失去根脉。南枝最终松口。学堂便在旅店里悄然设立。
警察上门查察，钱财递了过去。警察离开，课程继续。多数观众将此解读为单纯的贪腐。然而，置于泰国历史语境下，这是一套运作体系。銮披汶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压力真实而严厉。第一次执政期间（1938—1944），教育部将准许的中文授课时数压缩至每周仅两小时，随后走向全面关停；至1940年底，全泰国合法开办的华校仅剩两所，华文教师遭逮捕和驱逐。华人社群内部的怨愤急剧加深。不过，影片设定在銮披汶第二次执政年代（1948—1957），这一时期的政治局面比第一次执政时复杂得多。泰国政府对华人政策名义上依然严苛，但执法既不整齐划一，也未真心贯彻其宣示的目标。只要避开公开的政治组织活动，华人社群的经济与文化生活仍保有相当弹性。让学堂得以延续的那笔贿款，因此并非个人贪墨，而是一种结构性通融：国家通过明令禁止宣示民族主义的意志，地方执法通过非正式收受提供实际容忍。基于多年在曼谷的实地观察，施坚雅写道：“贿赂、抽头与打点，是泰国生意运作的寻常部分。”
对于这一时代的政治变局，我们不妨看得更深一层。就在警察潜规则在街面运转的同时，政府高层正在国际层面向北京作谨慎试探。1955年4月，銮披汶派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出席万隆亚非会议，私下授意寻访周恩来总理，探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泰国的意向。亲王与周恩来在一次晚宴上会面；周恩来表示，正式建交之事可再等待。据当事人及其后代回忆，銮披汶随后于同年经由缅甸安排与北京建立了暗线联系。在客栈门口收下南枝父亲红包的那名警员，正是在这样一套体系内行事：上层严令，下层通融。在精英政治层面，当时的泰国政府正悄悄准备与它公开称为敌人的一方握手言和。
不过，此处引述的泰国华人同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自施坚雅的著作《泰国华人社会》。电影中二十岁的郑木生下南洋的第二年，年轻的汉学家施坚雅也离开了战火中的成都，辗转来到泰国。郑木生抵达曼谷那年，施坚雅正好完成实地考察，从泰国返回康奈尔大学。然而，他那部著作本身是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的产物，许多观点已在不断修正中。该书经由康奈尔大学立项，出版于东南亚华侨社群的政治忠诚被视为美国安全问题的极端年代。正如清迈大学洪文发（Sittithep Eaksittipong）教授在其著作中对泰国华人知识生产史的研究所揭示，东南亚华人研究的整个学术领域作为冷战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一直笼罩在“对华人可能充当第五纵队的政治猜疑”之下。我们今日视作历史描述的同化叙事，有一部分正是被那项工程固定下来的。本文通篇征引施坚雅，既视其为不可或缺的历史记录，也视其为一份冷战泰国华人史的史料：其框架本身，就是塑造“泰华故事如何被讲述”的力量之一。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及其作品中译本：《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施坚雅著，许华等译，力践、许丽丽、庄国土审校，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390页，68.00元）
三、侨批连接的两个国家
关于影片核心的侨批，尚有一个电影未澄清的背景：当时的泰国与中国政府对侨批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
侨批体系自1820年代即已存在，潮州商人是其最早的组织者之一。至二十世纪中叶，它已成为广东、福建两省数十万家庭的经济命脉。对木生而言，一如每一个把钞票折进信封、交到批脚手里的男人，寄钱回家是一桩亲属义务：对妻儿的本分，无须任何政治解释。泰国国家读到的却是另一回事。华裔劳工持续将资本汇回中国，被视为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血，成了銮披汶时代针对华人社群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反复援引的理由之一。
1949年之后，第二重压力从相反方向到来。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面临紧迫的外汇约束，积极争取海外华人社群的汇款作为硬通货来源。国家相关机构与侨务部门为侨汇提供便利、加以鼓励；汇款被同时表述为爱国的贡献与新国家的经济必需。由于人民币无法在国际间自由兑换，所有款项须先经港元中转才能抵达中国大陆。侨批由此形成一条跨国的、财务上不透明的、任何一方政府都难以完全监控的通道。
木生寄出的、以及他死后南枝以他的名义续寄了十八年的那些侨批，就悬在这个双重挤压的空间里：一边是曼谷的持续猜疑，视之为未曾同化的证据；一边是北京的积极争取，视之为不可或缺的外汇来源。潮汕的一家人当作爱来接收的那封信，同时是两个国家利益朝相反方向拉扯的对象。这就是侨批的政治地理。影片站在潮汕望过来，有意无意忽略了泰国的角度。
四、一个被一再改写的故事
泰国华人的长时段历史在此处被隐去了。然而，若要理解这部电影中中文教育的处境，这段历史值得回溯。
泰国华人归属问题的起点颇为尖锐。1914年，泰王拉玛六世（瓦栖拉兀）发表《东方的犹太人》一文，将暹罗华人与欧洲反犹主义者笔下的犹太人形象作了繁复类比：商业上的统治地位、抱团排外、不可能真正效忠于居住国。此说法将泰国精英层的敌意凝成定式，直接促成了銮披汶时代针对华人的经济民族主义，例如关闭华校、征收外侨登记费、实施职业保留制等。这也是《给阿嬷的情书》中人物默默承受的那一切的起点。
施坚雅在1957年预言，泰国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的对抗将让位于彻底同化：三代之内，华人移民后代将与泰人无从分辨。后来的学者对这幅图景作了大幅复杂化处理。卡西安·特加皮拉（Kasian Tejapira）在《辫子：暹罗“华人性”的前史》（收入《另类认同：当代泰国的华人》，Times Academic Press，2001年）中论证：二十世纪以前暹罗的“华人性”并非一种固定的自然身份，而是情境性的、政治建构的范畴。施坚雅的同化框架在不经意间，把这个晚近的发明当成了古老而不证自明的实在。瓦莎娜·旺苏拉瓦（Wasana Wongsurawat）的《王冠与资本家》（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进一步表明，决定泰国华人社群在国民生活中位置的核心力量，是泰国王室与华人资本之间的结构性联盟，而非同化本身。这些批评并未推翻施坚雅的史料价值，但它们重新框定了那些史料的含义，并拒绝将其论题当作已成定谳的裁决。
这道弧线也并不平滑。1970年代，华人社群经历了一段格外黑暗的岁月。那十年的右翼反共暴力，在1976年10月的法政大学事件中达到顶点。国家暴力压力落在与左翼运动紧密关联的华裔学生与知识分子身上。这十年的镇压催生了泰国华人知识群体中的民族主义，同时也产生了最尖锐的政治迫害。在那些年里，同化不是一个朝着舒适终点自然行进的过程，而是一种有着实实在在代价的求生策略。
1980年代确实带来了真正的转折：自信起来的泰华中产阶级重新认领了自己的传承，泰国学界将有华人血统的达信王（郑信）重塑为共同民族历史的象征，《艺术与文化》（Sinlapawatthanatham）杂志上登载的历史书写，将华人的贡献编入了泰国的国族叙事。但故事到此并未结束。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年，泰国的“华人性”内容又被改写了一遍。这一次的改写者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引力。新一波移民、汉语教育的热潮、泰国流行文化中被观察者称为“中文热”的现象，都不是施坚雅同化弧线的延长，而是一个新事物、一场再华化。它连接的是一个怀有全球抱负的中国，用的是普通话而非潮州话，朝向的是未来而非潮汕的某个村庄。木生的故事参与塑造的那个社群，与如今坐在银幕前看他的故事的社群，已经不是同一个。“华人性”在泰国意味着什么，是一个仍在被回答的问题，而且每一代人的答案都不相同。
达信大帝像，位于今日泰国曼谷吞武里县
五、悲情之外
《给阿嬷的情书》是一部诚恳而动人的电影。其情感内核深沉：爱能跨越距离而存续，牺牲很少得到应有的承认，历史活在一封信的折痕里。这种朴素的情感足够普遍，因此可以从上海一路传到新加坡，再到8月6日起的曼谷。
从潮汕一岸讲的故事已经打动了海内外观众，而河对岸的故事，其实也有人讲过，只是知晓者寥寥。1969年，泰华作家牡丹（Botan）出版了《南风吹梦》（จดหมายจากเมืองไทย，直译“来自泰国的信”，Praepittaya出版社）。这是一部完全以书信体写成的小说，用泰语写作、从泰国内部讲述一个华人移民在曼谷的经历。该书的叙述目光向外看，而不是向后望。它获得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文学奖，至今仍是与《给阿嬷的情书》重新唤起的侨批叙事最直接的文学对照。更晚近的例子是泰国电影《姥姥的外孙》（How to Make Millions Before Grandma Dies，2024）。《给阿嬷的情书》在情感架构上对其有公开呼应，两片甚至共享一位演员，饰演祖母的乌萨·萨梅坎姆（Usha Seamkhum）。它讲述的是一个“陆真”（lukjin，华裔泰人）孙子与祖母的故事，安放在一个泰语流利、扎根泰国的家庭世界里：那正是木生自己的孙辈实际活出的同化，是影片的过番客想象终究够不到的、安顿下来的归属。
老年南枝和老年淑柔
这些作品是存在的。从耀华力望出去的视角，已经有人尝试过。我们还需要一部具有《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规模、情感抱负与对人物的耐心之爱的电影，但从河的这一岸讲述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南枝在回望大海对岸时，怀着的不是乡愁，而是对她生活的这片土地平静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