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至今》，[美]托马斯·本德 编，谢梦译，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版，520页，98.00元
由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纽约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担纲主编的《大学与城市：从中世纪起源至今》（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 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谢梦译，商务印书馆，“大学、思想与社会”丛书，2026年6月），源自纽约大学文理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为庆祝百年华诞而举办的学术研讨会（1987年）。距那场会议已近四十载。该书封底推荐语称，这是一部“对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的关键时刻与主要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创新性研究的著作”，收录了世界一流学者从多维度展开的启发性探索。来自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的杰出学者，深入剖析了博洛尼亚、巴黎、伦敦、柏林、法兰克福、芝加哥、纽约等地高校与城市的互动。这些议题至今仍是学界热点，其视角与方法论仍具重要参考价值。文中所言“创新性研究”并非虚言，其学术生命力历久弥新。
尽管全球多数大学与城市联系紧密，且近年相关研究进展显著，但本书提出的诸多议题仍有待深耕。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Hilde de Ridder-Symoens）主编的《欧洲大学史》（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第一卷、第二卷，张斌贤、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是一部涵盖欧洲大学历史的全景式巨著，旨在阐述“欧洲各大学基础性和永久性的特征”，以及民族与地区差异。书中虽设“教会、王权和市政当局的期望”一节，但与“大学与城市”这一核心命题尚存距离。这或许源于学科体制的差异。在教育学、历史学、社会学、城市学等领域，虽有各自视角下的大学或城市研究，但两者关系的界定、性质、起源及互动机制往往被边缘化。托马斯·本德指出，“‘大学与城市’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却极难界定”（本德，导言，第8页）。他进一步强调，“进入现代城市与现代大学篇章时，界定城市、大学及其关系将更加困难”（导言，15页）。尽管如此，他认为此次会议成果确立了研究边界，提出了具有启发性和挑战性的主题（导言，第8页）。
在日常经验中，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常成公众焦点。高考志愿填报时，城市因素权重日益增加，甚至有观点认为城市比985、211标签更重要，理由是人们对城市的期待比对大学或专业的期待更为现实。此外，大学校园是否应向公众开放一度成为头条话题，评论界借此探讨开放与封闭的时代象征意义，或将此置于公共资源和文明价值维度审视，实质上是对大学与城市关系的一次次普及启蒙。
在校庆典礼、城市文化规划、教育战略报道乃至校史展览中，偶见提及大学与城市发展之紧密互助，但叙述多宏大叙事，以大写国家取代具体城市，且常缺乏数据支撑与深度剖析。正如纽约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赖斯（C. Duncan Rice）所言，此类活动往往充满仪式感的自我陶醉，彼时他正筹备该院百年纪念（序言，第1页）。本德认为，“尽管关于大学与社会的著作汗牛充栋，却忽视了互动的关键节点——城市。且大部分研究集中于社会史领域”（序言，第2页）。事实上，大学与城市关系常被大学与社会关系所遮蔽，因城市与社会融合更密。然而深入考察可知，大学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既有重叠亦有区别，性质功能各异。大学诞生于城市，首受地理空间、资源供给等因素恩惠与制约，这是存在发展的基石。但早期大学更多与作为权力实体的宫廷或教会相连，而非始终紧密依附社会。今日谈及大学与社会关系，多侧重社会需求与大学功能。在大学史、城市史、社会史三个聚焦大学的研究视野中，适度区分“大学与城市”及“大学与社会”的研究性质、方法与议题，有助于从不同侧面揭示大学在人类生活中的多元角色。正如本德在“后记”中所言，大学与城市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主题丰富，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揭示了“我们提出的是文化史，而非教育史。太多学术研究被困于城市史或教育史的专业壁垒。本书主题及方法的价值，正在于为城市和大学研究开辟新天地、注入新风气”（474页）。本德指出，会议邀请了社会史学者及对高等教育和城市感兴趣的文化史学者，“文章着重探讨大学的智识工作，而非局限于学生群体反映的社会阶层构成。这反映了一种宏阔转向，即从社会史（尤其是量化取向的社会史）转向文化史或思想史，后者在一代成就斐然的社会史学者研究中获得关注。”（序言，第2-3页）如今，大学研究视野已突破教育学、教育史局限，历史学、地理学、城市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已成为纵横跨越的研究领域。
要有效认识大学与城市的互动，首要任务是厘清具体城市作为地理概念的真实内涵与历史演变。本德指出，本书仅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在关于柏林的文章中认真探讨了此类地理问题，他对大学具体位置的简明概述有力支撑了其论点。对于其他城市，我们需思考大学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文化意义——位于中央商务区、精英社区、其他文化机构及公园附近、郊区等。城市文化不仅是文化机构的地理分布，低估地理位置的实际价值和象征意义则是大谬不然。地理因素也铸就了大学和城市文化（467页）。地理问题至关重要，大学诞生发展首先受制于用地，这便是大学与城市最早的利益博弈。英国作家柯瑞思（Nicholas Chrimes）指出，剑桥大学的发展建立在剑桥镇居民付出巨大代价之上，学校向前一步，居民便向沼泽后退一步。校区扩张将当地居民挤出镇中心，迫使他们迁往远郊（柯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陶然译，三联书店， 2013年，11页）。今日剑桥美景，是以原住镇民牺牲为代价。除土地被国王学院强制收购外，镇民还屡失其他利益。例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铁路火车站选址方案中，剑桥大学坚持采用距老镇中心最远的一个，只因不愿外界贴得太近（同上，21页）。
大学地理位置议题中，易被忽视的是其与“郊区化”的关系。本德指出，美国大学的“郊区化”转向使学术理想与田园环境结合。“身处今日之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人文和智识正在被‘郊区化’，并被形塑到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系统之中，我们有必要去探寻大学与城市在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序言，第2页）“在美国，我们习以为常地沉浸在英美田园牧歌式的学术传统中，以至于忘记了将大学与伟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更为普遍的传统。”（托马斯·本德，“导言”，第7页）他说，现代意义上的“校园”一词最早出现于十八世纪，用于描述普林斯顿大学新建的拿骚厅周围环绕的绿地（同上）。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鲁道夫（Frederick Rudolph）在其《美国学院和大学史》（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1990；王晨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7月）中对此有更详细阐释，他认为大学史上，美国人一直深受英国人影响，偏爱乡村式学院。1770年，反对将罗得岛学院建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ience）的观点固执地认为“要想在文学追求中取得成就，相当程度的静修生活是必须的”。美国教育家、公理会神学家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02-1887）在1836年表示，“美丽的风景”对塑造性格有重大影响；四十年后，一本颇受欢迎的美国大学指南认为设在乡间的大学，其学生的道德品质就会得到提升。人们总相信，学院坐落在群山之中或草原之上，校园生活就会更健康、更有道德、更能铸就品格（119-123页）。从郊区化与思想教育、道德培养的关系看，在城市政治面临危机时期，更能发现郊区化校园选择对学生管理的好处。将大学新校区选在郊区不仅降低土地收购成本，也是一种具管理远见的策略。对于那些曾在十九世纪革命风暴中活跃于城市的欧洲学生而言，当他们成群结队用双脚丈量从校园到城市中某街道或地标建筑的距离时，那可能就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这是大学与城市地理学研究中有意义的议题，且可在各种私人叙事中获得最翔实生动的史料。
本德对大学与城市在公共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着清醒认知，因为他深知关于大学如何在培养年轻人适应公共生活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类话题，已是大学校长的陈词滥调。他指出，本书文章不止于此，而是探讨大学打算服务的公共文化究竟是什么，以及公共领域的包容性有多大等大学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外部环境。比如，特定社会希望（或允许）其公共生活具有多大的包容性？哪些力量在试图扩大这种包容性？大学在这场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它是创新者还是抵抗者？这些问题尖锐深刻地揭示了大学与城市公共生活的真实关系，此类问题不可能出现在大学校长与城市市长相互致辞的讲稿中。本德接着谈道，“公共边界的扩展一般都是由城市向社会施加压力的。不足为奇的是，城市大学通常比偏僻的校园更快、更全面地回应这些变化”（473页）。此处同样涉及大学在城市中的地理位置问题，实际上比更快回应社会变化更重要的是，西方的大学有时就是向社会施加改革与变化压力的起源地，是城市风暴的中心。但也应看到，西方大学在把责任延伸到为社会服务时，往往有具体对象。如本德所言，“大多数关于大学与城市的会议实际上都在讨论大学应该为穷人做些什么”（同上）。可将“穷人”转换为“弱势群体”，将对社会平等的关切作为大学服务于公共文化的目标，这是对城市公共文化的真实扩展。
不仅城市地理位置意义重大，在大学与城市关系中，有些城市可能因权力、文化传统及意识形态力量等与教育的关系而在某时期具有象征性。学者研究成果显示，莱顿、日内瓦和爱丁堡三座城市与大学的关系分别象征着古典学者如何处理个人生活与职业生涯、雄心勃勃的城市利益集团如何迫使大学重新定义自己并与文化世界主义联系、以礼仪作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建构来定义公共生活（导言，13页）。这些城市因与大学教育发生的关系所具象征性在欧洲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由此想起美国学者易社强（John Israel）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九州出版社，2012年），该书第五章题为“重庆与昆明”，从大学教育自身问题展开论述。“重庆”与“昆明”两城确成贴切的象征性概念，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最关键的两种价值观对峙。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后，高等教育改造问题终于浮上政权议事日程。国民党教育部门改造大学的基本做法是统一体制、党化教育、以中国化抵御西化、以实用专才代替思想博大的通才。相反，昆明时期的西南联大坚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反对国民党思想控制、反对秘密警察监控大学师生政治自由权利等方面作出的斗争一直激动人心。
教育到底是国家工具还是应由教育塑造国家，一直是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耶鲁大学教授雅罗斯拉夫·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的《大学理念重申：与纽曼对话》（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A Reexamination；杨德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方面认为大学仍要通过教学与研究实现其对社会革命肩负的职责，大学教育要为学生的道义愤怒和社会理想提供精神和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成为民族的、阶级的和性别的等领域的极端工具。但他指出，大学发展趋势中的危险性是“变成非正义社会的辩护人，甚至成为实施压迫的政治的帮凶”（《大学理念重申》，176页）。或许从西方校园观察中可发现，后冷战时代的去政治化正与此趋势大有联系。
在“大学与城市”研究议题中，大学与国家权力关系意义非凡。柏林大学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颇具代表性。它由普鲁士国家创建，位于王宫城市的政府区域，因此从一开始就不仅具城市性（städtisch），还兼具首都都市性（hauptstaidtisch）特征。作为首都的城市与一般城市当然有重要区别，首都的大学与其他城市大学的区别也同样鲜明。查尔斯·麦克莱兰的研究表明，柏林大学多数教授任命以对王权与教权的忠贞不渝为前提，在最反动时期，柏林大学神学院培养出极端保守和正统的牧师，哲学学院则培养出数千名僵化的古典主义者为普鲁士新中学提供教师。即便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后的自由时代，大学对统治秩序提出严肃挑战的可能性仍受限制。不过，只要教授们至少在口头上声称支持普鲁士君主制及后来的德意志民族理念，他们就能在研讨会和实验室里享受很大程度自由。以科学和学术之名的探索自由在实践中平衡了忠于当前政权的需要。事实上，柏林也培养了相当一部分希望将批判性学术方法用于当代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激进分子。柏林大学校长、著名生理学家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在1870年发表的爱国主义演说中称该大学是“霍亨索伦君主的贴身侍卫”，此说法具误导性。同样具误导性的是，有数百个版本的卡尔·马克思潜伏在周围，为世界革命做准备。真实情况是，大部分教授和学生都乐于对这个王朝表达口头效忠，然后继续他们的工作；无论在地理位置、法律地位或是精神状态上，柏林大学的心态与受过良好教育、时而具备开明精神的官僚阶层更贴近。由于所有高级教授都是正式公务员，且大多数学生注定也会成为公务员，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298-299页）。
但即便如此，大学与柏林王宫的共生关系也从未完全实现。“尽管行政官僚机构与大学有许多共同之处，19世纪许多颇具影响力的文化部长也给予大学保护和宽容，但‘为知识而生’和自由研究的精神往往会与国家行政部门更为正统、令人恐惧和过度谨慎的观点发生冲突。”（300页）现实中可见，行政当局会为大学的研究成就感到自豪，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评价也给大学提供了免受任意干预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政策利用了改革氛围，同时又不表现出激进革新者姿态：在国家统一、工商业发展，甚至社会立法等问题上，皆是如此。柏林大学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官方路线，随学术和科学新趋势而变化，但绝不会激进到足以挑战普鲁士官方及其大学制度的基本原则（同上）。这已讲得很清楚透彻，这也是柏林大学作为普鲁士国家骄傲的根本原因。
但即便这样，柏林大学也未脱离城市的公共文化领域，甚至未脱离对社会政治的介入。部分大学师生会在大学区的沙龙、咖啡馆、啤酒店与市民互动，也举办了一些文学沙龙。但当沙龙开始批评政府时，有些教授会退出。麦克莱兰指出，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大学承担的社会问题通常指穷人的困境。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浪漫主义保守派维克托·艾梅·胡贝尔（Ⅵctor Aime Huber）在柏林大学成立了一些组织来帮助穷人，包括为一个为他们设计示范住房的项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柏林大学也成为所谓的讲坛社会主义者（Kathedersozialisten）的主要中心。阿道夫·瓦格纳（Adolph Wagner）、卢约·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 以及后来的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经济学家宣传了各种解决工人困难的方案，包括鼓励工会发展或政府直接干预（303页）。个别教授在直接干预城市事务方面更具成效，例如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是1848年革命中较为激进的柏林教授之一，他在呼吁改善城市公共卫生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更多活跃在城市议会中的教授更喜欢在帝国议会或普鲁士上议院任职，而非深入参与城市事务（304页）。说到底，大学师生对参与社会政治各有立场态度。年轻教授被制度性地排除在影响力和权力之外，因此对掌握权力的正教授们心怀不满，在革命氛围中试图宣泄不满，但当形势不对时很多人便会退缩。少数学生支持激进分子和起义民众，但也只有大约百分之五的学生参加了示威活动和街头战斗，而更多学生加入了市民警卫队，保护大学地区的法律秩序（305页）。
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文章研究法兰克福学派与法兰克福和纽约这两座城市的关系起源及相关问题，揭示了思想性学术研究与城市的一种特殊关系。私人的慷慨资助保障了社会研究所的相对自治性，也非常符合法兰克福历史悠久的由私人资产阶级资助学术事业的传统，意味着社会研究所明显不受政治和官僚压力影响。虽然按规定，研究所所长必须由大学教授担任，这使得研究所与普鲁士政府之间建立了一种松散的联系，但研究所仍与传统学术机构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研究所并不致力于科学专业化和分门别类的目标，而是强调整体的、综合的知识概念；二是研究所的成立纯粹是为了促进研究，没有任何明确的教学职责，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培养精英来为国家服务的职能；三是研究所的研究议程中包括批判和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秩序，这也是它与普通学术机构的显著区别（372-373页）。进一步来说，社会研究所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无论如何，社会研究所是第一个毫不掩饰地与德国大学有松散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机构，人们怀疑它成立的真正背景既不是城市的，也并非学术的，而是关于政治的。事实上，研究所几位早期成员确实与激进政党、特别是德国共产党有着个人联系， 学生们为该研究所起的绰号“马克思咖啡馆”并非毫无根据。但是，同样真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从未与任何左翼帮派、宗派或政党建立起制度上的联系，也从未遵循过任何单一的政治路线甚至理论路线。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是，“社会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概念既不是传统的学术机构，也不是以政党为导向的理论骨干队伍，“它在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上呈现出了一些全新的东西”（374页）。
马丁·杰伊的研究重点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与两座重要城市的文化环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法兰克福拥有一种对魏玛生活中最具实验性的潮流保持开放的文化氛围，产生过各种重要的创新。例如，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