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988年，宿白先生在西藏调查途中乘船渡雅鲁藏布江
一、缘起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里呆了5个月。当时国家文物局要公布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西藏还没有。文物局组织人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我就去了。好在我身体健康，没什么高原反应，吃住和行动都能适应。解放军把寺庙的钥匙给我们，用专车拉着我们到处跑，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所以工作效率很高。”[1]
——《宿白自述》，《新京报》2006年3月21日刊
西藏民主改革刚启动的那一年，即1959年，为了推动当地文化事业，中宣部应西藏工委之请，派遣专家团队进藏开展文物调查。同年6月，中央文化部牵头组建了一支西藏文物调查组，成员来自国家文物局、故宫、考古所、古建所、南京博物院及北京大学这六个单位，宿白先生位列其中[2]。同行者还包括王毅、顾铁符、魏树勋、宋伯胤、律鸿年[3]等骨干。此次调查以宗教历史文物为核心，同时兼顾藏族历史文物与民族学材料收集。就在文化部组队进藏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也派出了由阴法鲁、王忠[4]、张兆麟等六位同志组成的赴藏调查工作组。两支小队同步进藏，统一行动。由于王忠先生精通藏文，宿白先生在遇到藏文资料时，便多向他请教。
据王毅先生的日记记载，抵达拉萨后，队员进行了重新分组。建筑及附属物组由宿白（组长）和律鸿年两人负责；古器物组则由顾铁符（组长）、宋伯胤、魏树勋三人组成；历史、文献、档案、碑刻组由阴法鲁（组长）、王忠、金自强三人构成。李培根专职负责各组照相工作，张兆麟同志担任秘书，负责内部资料档案管理，并协助李培根进行照相记录。
接到任务通知时，时间颇为紧迫。宋伯胤先生在《西藏文物调查纪实》中回忆道：
“1959年6月，南京博物院派我去南通，高邮，宝应一带做文物调查。15日接到院里拍来的电报，要我立即返回南京。我把工作安排好，买下16日车票，计划第二天一早‘打道回府’。可就在此时，接到曾院长打来的长途电话，要我明天务必回到院里，说有重要任务。于是，把已经买好的车票退掉，连夜上路，凌晨4时赶到扬州，再换乘汽车，轮船，火车，赶回南京博物院。
“6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到达南京，赶到南京博物院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先去见曾院长，她告诉我，中央宣传部调我去西藏参加文物调查工作，因为是北京来的电话，‘指名要人，按时集中’，至于详细情况院里也不清楚。时间紧，院里已经为我买好去北京的车票，明晨3时起程。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决定。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西藏目前正处于大变动的时期，及时地组织人力去注意，调查，征集和保护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对于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5]
1959年6月21日，调查组成员在兰州会合，由此开启了为期5个月的文物调查之旅。这也是宿白先生首次涉足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
二、经过
综合宋伯胤先生《西藏文物调查纪实》、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6]以及王毅先生《西藏文物见闻记》[7]的记录，可以还原出1959年这次调查的具体行程。
从兰州前往西藏拉萨的路程共花费24天
6月24至28日，乘坐班车自甘肃兰州出发，经峡东（西宁以西）到达青海格尔木（海拔约2780米）。
7月7至9日，乘坐军区后勤部配给的“解放牌”氧气车，自格尔木向西南前进。经纳赤台，越过昆仑山口，抵达长江源头所在地沱沱河（海拔约4780米）。
7月10日，从沱沱河出发，翻过海拔5500米的唐古拉山，抵达安多买马兵站（海拔约4700米），正式进入西藏地区。
7月12至14日，抵达黑河市（即今西藏那曲市），调查黑河小登寺、山丹林。
7月17日，从拉萨以北的当雄县出发，经羊八井，抵达拉萨市区（海拔约3700米）。
在拉萨的调查工作持续了19天：
7月19至24日，正式开始在西藏的调查工作。参观罗布林卡，该地是达赖喇嘛的花园与夏宫。考察大昭寺、哲蚌寺、甘丹寺、色拉寺。
7月25至31日，调查布达拉宫、药王山与功德林。工作组在布达拉宫的调查持续了5天，其中4天在“南根”工作。“南根”（藏语意为毗沙门宝库）是布达拉宫的一个仓库，工作组清点、整理与记录其中存放的文物，并给中央选调部分展品，共挑出元、明、清三个时代的文物15件运往北京，其中包括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二十日封勃思巴勃失坚参袭阐化王之职的诰命等。宿白先生利用在“南根”工作期间获得的资料，写出了《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部分明代文书》[8]一文。
图2：拉萨布达拉宫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1至4日，调查罗布林卡、小昭寺和苍姑寺。对罗布林卡库房中所藏文物进行清点、整理与记录。
8月5至6日，与西藏自治区的军区、文教处、工商处、农牧处等单位但干部同志共同研讨后续工作计划，将调查的主要地区拟定为日喀则、萨迦、江孜、亚东，预计用时35天完成调查。
首站日喀则的调查，用时6天：
图3：拉萨市西门过街塔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7至8日，从拉萨出发，渡过雅鲁藏布江，抵达日喀则市（海拔约3850米）。途中因大雨引发山洪，江水上涨、车行困难，不得不借助解放军的木船渡江。
8月10日，拜访詹东·计晋美同志和班禅大师。
8月11日，考察扎什伦布寺，共调查了寺中39座大殿，其中包括四世至九世班禅的灵塔殿、一世达赖的灵塔殿、班禅行宫和两座藏经殿。所见文物中时代最早的是一颗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的铁印。
8月12日，整理扎什伦布寺的材料并提交。由于洪水冲断道路，经开会研讨，将原计划的第二站由萨迦改为亚东。
第二站亚东的调查，用时8天：
8月13至14日，离开日喀则市，经江孜抵达亚东县（海拔约2000米）。沿途考察了日喀则关帝庙。亚东是山谷里的小市镇， 1896年（光绪二十年）辟为商埠，设亚东关和靖西关，商民共二三百户。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三年藏印贸易总额达200余万元。由于这里靠近国境，调查组不可随意行动。
8月15至17日，在亚东连续三天召开座谈会，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亚东地方情况的介绍，了解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地民众参与抗英斗争的过程。
8月19日，乘车至靠近国境的仁进岗，调查村内民宅与佛塔、玛尼堆等。
8月20日，从亚东出发，向北去往江孜县（海拔约4000米）。途经亚东县帕里镇（海拔约44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建制镇）。考察班禅大师管理的札西琼丁寺，住“印度驿站”。
在江孜的调查，用时5天：
8月21日，返回江孜县。
8月22至25日，考察白居寺、召开座谈会。白居寺全寺下辖札仓（僧学院）15处，包含寺院51个，其中有20个尼寺。宿白先生重点调查了寺内的核心建筑——吉祥多门塔以及措钦（大佛殿），其他队员则调查了属于白居寺下辖札仓的雪那寺和奈尼寺。
图4：1959年江孜市街与白居寺远景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重回日喀则，停留5天：
8月26日，离开江孜县，返回日喀则市。
8月29日，考察那塘寺。那塘寺位于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东南约15公里，调查组在此工作一整天，调查了觉冈大殿（或曰却康殿，即那塘印经院）、措钦大殿、强巴殿、南扎桑波沛所建塔等多座建筑，以及寺中所藏的各类文物。
图5：那塘寺觉冈大殿经堂前排左侧两柱及上方“普恩寺”匾额旧照（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图6：那塘寺觉冈大殿经堂内排列整齐的经板架旧照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8月30日，调查组前往德钦颇章（即新宫）会见班禅大师，到扎什伦布寺观看清代敕封班禅的金册、金印。
在萨迦的调查，用时5天：
9月1至2日，自日喀则市前往萨迦县（海拔约4300米），后半程需骑马。
9月3至5日，依次考察萨迦寺南寺、北寺，记录了南寺康萨钦莫大佛殿的形制及佛堂内主要像、塔的特征，亦记录了北寺乌策大殿、宣旺却康、佛塔群等主要建筑及其内部壁画。同时调查记录了南北两寺所藏文物。
图7：1959年萨迦北寺远景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再回日喀则，停留7天：
9月6日，骑马离开萨迦，到占宗换乘汽车，回到日喀则市。
9月8至10日，为考察夏鲁寺做准备，但因河水上涨而不能成行。
9月11日，考察到夏鲁寺。调查组分成两小队，分别调查寺院本体与夏宫。宿白先生主要对寺院本体的措钦大殿进行调查，绘制了大殿三层建筑的平剖面示意图及门楼、斗栱、壁画等关键部位的速写图。
图8：夏鲁寺大殿门楼第二层佛堂内雕像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9月12日，准备离开日喀则市。
返回拉萨，休整6天：
9月13日，清晨从日喀则出发，晚上抵达拉萨。
9月14至18日，休整与整理资料。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分两小队进行，一队人留拉萨工作，另一队人去山南继续调查。宿白先生属于前往山南的小队。
在山南地区调查，用时7天：
9月19至20日，从拉萨出发，抵达山南的乃东县泽当镇（海拔约3500米），参加座谈会。
9月21日，考察泽当县附近的玉意拉康、昌珠寺和泽当寺。
9月22日，前往穷结县调查藏王墓（海拔约3800米）。
9月23日，考察雍布拉康和乃东王朝时期的旧城遗址。9月24日，离开泽当，经朗目色林到达札囊县（海拔约3600米），考察敏珠林寺。
9月25日，考察桑耶寺。宿白先生绘制了寺中多座重要建筑的平面示意图，包括乌策大殿、黑红白绿四塔、十二洲等，并绘制了桑耶寺整体布局示意图，速写了乌策大殿铜钟与兴佛证盟碑。
图9：宿白先生绘制的桑耶寺总体布局示意图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返回拉萨并考察周边寺院，用时14天：
9月26日，离开札囊县，回到拉萨。
9月30日至10月7日，间歇性地在大昭寺、策满林等地调查。
10月8至9日，考察堆龙德庆县的楚布寺（海拔约4400米），记录了措康大殿、塞东清波（历代噶玛巴灵塔殿）等重要建筑，探明了寺院外围堡垒式围墙的布局结构。
结束调查，返回北京，用时22天：
10月12至16日，等待返程。10月17日，离开拉萨前往青海，27日到达西宁。29日到达兰州。11月2日到达北京。调查至此完成。
图10：桑耶寺兴佛证盟碑
（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这次调查历时五个月，足迹遍及拉萨、山南、日喀则等地区的多处寺院、城堡、墓葬群，行程数万里，海拔普遍在3500-4500米之间。其间车、船、马兼用，部分地区甚至只能徒步。调查组成员每人一部照相机，宿先生拿的是一台徕卡相机，并且做了详细的笔记，绘制了大量平面、剖面、立面图与文物速写。由于当时的条件与时间有限，绘制时无法用尺子一一测量，主要采用步测和目测的方法，但做到了结构准确、比例恰当，数据亦“八九不离十”[9]，先生治学的严谨与田野调查的功力可见一斑。
图11：宿白先生速写的大昭寺中心佛殿廊柱正、侧面示意图（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图12：宿白先生绘制的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第一层至第九层平面示意图（采自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1988年8月，宿白先生应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之邀，再次赴西藏考察。这次考察，宿先生在拉萨停留了12天[10]，又赴山南地区补充调查桑耶寺等地点，在去往日喀则时因时间仓促，又逢阴雨，仅在年楚河畔之日喀则市和江孜县两地停留4天[11]。由于文革的破坏和地方的重修，这次调查时许多地点的面貌 已经与1959年大为不同。
三、研究
1959年的调查结束后，宿白先生将调查的材料上交国家文物局，包括当时的照片资料。“调查日记原为当时撰写工作汇报而作，汇报讫，即搁置箱底”[12]，并没有即刻开展西藏文物调查资料的研究。但是，宿白先生对藏传佛教的研究却从此开始了，《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13]和《居庸关过街塔考稿》[14]两文都写于“文革”前。“当时，从西藏归来不久，颇有以藏地的新知，整理京畿之旧闻的设想，所以，那两篇以注释碑文为主的文章，实际应是接触一个新的领域后的习作文字。”[15]
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文革”影响，西藏的寺院、文物受到许多损失。例如以刊印藏文大藏经而闻名的那塘寺，文革期间印经院被拆毁，殿内全部文物包括珍贵的全部经板均已散佚。因此，1959年调查所获的图文记录与照片成为不可复得的珍贵资料。
1988年宿先生第二次赴藏调查之后，关心西藏文物的同志们提出建议，希望宿先生整理两次调查的日记，以备追查文物、重修建制时参考。同时，经过三十年的积累，不论是西藏文物的调查资料，还是藏传佛教研究汉译本的出版数量都有所增加，这也为宿先生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便利。“恰好此时，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西藏工业建筑勘测设计院的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可资补缀；许多重要藏文史籍也刊布了汉文译本，更可据以考订。因此，不揣浅陋，自1988年底开始描图、编写（指《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1989年6月大体撰竣。”[16]
图13：1996年版《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书影
1996年10月，《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出版。这部著作问世至今已30年，尚无第二部有关西藏历史时期遗迹的整体性考古研究成果出版。其中困难之处，一是青藏高原环境艰苦，田野考古极具挑战性，基础资料不易获得；二是藏文文献体量浩瀚，但相较汉文文献更加难以阅读、检索和查考；三是对一个大的时空范围内的遗迹进行分期分区研究，需要学者具备较强的学术能力和长时间的研究积淀。因此，宿白先生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不仅给藏学研究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知识宝库，也时刻提示着我们，真学问应当从不畏艰险和持之以恒中得来。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主体内容是按大区域划分为三个部分组织撰写的。三个部分撰写的时间不同，写法也多有差异。
第一部分为西藏寺院的调查与研究。主要包括拉萨、山南、日喀则三个地区的调查记，和《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等，共九个题目。调查记的主体内容源于1959、1988两年实地调查所获的资料,《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则是1988年出版的《古格王国建筑遗址》[17]、1991年出版的《古格故城》[18]两书的读后记，写成于1994年，文中根据上述两书记录的寺院殿堂试作了初步的编年探索。
基于对西藏各地区主要寺院的掌握，宿先生撰写了《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一文。此文主要是对调查记中有关建筑年代问题的小结，草稿完成于1989年10月，1992年重写了一遍。《阿里地区札达县境的寺院遗迹》写就，《试论》又需作改动，一直到1994年底才完稿[19]。该稿依据平面布局和一种常见的建筑构件——柱头托木的变化，将大约7世纪至20世纪的西藏寺庙殿堂分为五期，第五期又分了前、后两段。在学术界对于《西藏寺庙建筑分期试论》评价甚高，这是因为分区、分期的工作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工作，也是其它研究的基础。对于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如何区别它们的传说年代、始建年代和维修年代，宿白先生找到了关键的一把钥匙。
图14：《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目录
第二部分是甘青宁以及内蒙等地藏传寺院的调查与研究。关于藏传佛教向北传播的路径，宿先生总结为：“首及青海，自青海再行扩展，其主要通道有五路：出当金口抵敦煌；沿疏勒河上游，出龚岔口至安西；经祁连，出扁都口抵张掖；经乐都，渡大通河，出河桥驿，北上永登、武威；经化隆，走临夏、永靖，东抵兰州。以上五路又都可北去内蒙古、东进中原，后两路还可经由宁夏。因此，当此五路要冲的敦煌、安西、张掖、武威、乐都、永登等地，都存有较早的藏传佛教寺院或其遗迹。”[20]对于这些地区的遗迹，书中主要侧重明末以前的兴建。宿先生希望通过对上述地区藏传佛教遗迹的介绍与分析，“补充一点在西藏本地与中原遗迹之间应有的必然联系”[21]。
第三部分是内地藏传佛教遗迹的调查与研究。书中辑录了蒙元时期在大都修建的两处佛塔史料，还有对南宋旧都临安一些元代遗迹的初步考察。宿先生指出，“按蒙元一代，内地兴建藏传佛教寺塔成风，大都、杭州两地尤甚；藏传佛教主要流行于蒙元贵族间，故元明易代之际，其建置多遭摧毁，但参考文献对照遗址，规模较大的寺塔踪迹尚有可访求者，如近年对北京居庸关永明寺、白石桥附近的大护国仁王寺和杭州西湖南山南宋故内五寺等遗迹的勘查，俱获有可喜线索即是例证。”[22]
《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问世，使此前零散的、局部性的调查或研究得以统合，从遗迹现象出发，进而实现分期研究与历史背景研究，首次确立了西藏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根基。罗炤先生称此书为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我们说《藏寺考古》一书奠定了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基础，首要的着眼点，就是因为它第一次严肃地对待和解决了西藏寺院的建筑分期问题，进而为一切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提供了年代学方面的依据和参照的标尺。”[23]宿先生也曾在采访中提及，“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决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西藏历史时期其他诸多方面。”[24]自公元7世纪中叶迄20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千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几乎无一不在佛寺遗迹中得以反映。《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中的第二、第三部分，说明宿白先生在考虑藏传佛教的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考虑藏区的佛教传播，而是将其置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去加以思考的。
研究藏传佛教遗迹，语言不通是一项极大的困难。宿白先生不会藏文，所以在西藏实地调查的时候遇到藏文的问题，主要是靠别的学者的翻译。“予不谙藏文，1959年记录多凭当时正在拉萨校订《藏汉大辞典》之祝维汉先生和与我们同时调查西藏文物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忠先生的译释。”[25]王忠先生曾 经帮宿白先生翻译过许多藏文文献，例如：“大昭寺中心佛殿第三层有古乐器贮藏库，内藏各种鼓和三弦、六弦、八弦胡琴以及面具等，其中一兽首曲颈胡琴琴箱内贴有藏文签条，同行王忠兄汉译云：原为噶玛巴物。因知噶玛噶举文物后入噶丹颇章并不限于文书一种。”[26]此外，宿先生文章中引用的一些汉译藏文文献，例如色拉寺藏至善大慈法王大幅缂丝上的藏文题记[27]、昌珠寺藏木刻本《约茹昌珠寺史》[28]、夏鲁寺藏抄本《夏鲁寺史》[29]等，均由王忠先生译出。
宿先生的研究中涉及大量历史背景与寺院沿革的考据，并将书中引用的藏文汉译本文献列成《征引汉译藏文文献简目》，以备学者检索。如宿先生所言，“这些译本既多近年新译，印刷单位又遍布各地，搜求不易”[30]。据1959年调查的领队王毅先生所言：“在西藏，我们除去只有一本王沂暖所译的《西藏王统记》以外，再也没有找到一本完整的、系统的历史记载，或类似的藏文书籍，可做为研究参考之用。”[31]宿先生也曾提到：“1991年4月，调查武威白塔寺时，即听说甘南拉卜楞寺高僧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的《多麦教法史》已有汉译本，但遍觅不得。1994年5月，再去河西，兰州大学杜斗城同志告我：该书系青海师范大学吴均等同志汉译，译名《安多政教史》，1989年已于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托他设法商购，迄无回讯，盖此类书籍印数较少，出版日久，即不易寻求。1995年底，不意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宝玺同志烦人将吴译本带来北大，长期企望的浩瀚巨作，一朝竟备案头，百朋之锡何以此！”[32]后来，宿先生将《安多政教史》中有关张掖马蹄寺、武威白塔寺、武威海藏寺、武威亥母洞、连城大通寺的记录作为后记，附在《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一书的末尾。
不仅是藏文资料，即使是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当时也是不易获得的。宿白先生本在《拉萨布达拉宫主要殿堂和库藏的部分明代文书》一文的校后记中写道：“排版初校时，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