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巴黎左岸，莎士比亚书店宛如一座矗立在读书人心中的圣殿。关于它的文字早已汗牛充栋。身为《书店风景》《书天堂》《书店传奇》的作者，人称“女书人”的钟芳玲，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故地，并重新翻阅那些泛黄的回忆录。这一次，她捕捉到了许多被大众视线忽略的细节：波伏娃与这家书店的隐秘关联、刘半农与书店女主人丝薇雅·毕奇的交集，乃至乔伊斯《尤利西斯》出版背后那段鲜为人知的公案……基于此，她提笔回顾那些尘封的历史碎片，也感叹时光流转中书店的变迁。澎湃新闻特此刊发，供读者品味。
丝薇雅·毕奇于1919年在巴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初创两年间，店址位于杜琵桐街8号（8 rue Dupuytren）
自上世纪末两度造访巴黎以来，直到2023年夏天，我才再次踏上那片土地。早年驱动我初探巴黎的动力，主要源于两家书店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起，我对西方书店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与众多书商、藏书家及图书馆员的交谈中，“丝薇雅‧毕奇”（Sylvia Beach）这个名字反复出现。这位美国女士于1919年在巴黎左岸开设了“莎士比亚书店”（Shakespeare and Company），主营英文书籍的销售与租赁。
这家书店不仅汇聚了热爱英美文学的读者，更演变为一个文化沙龙中心，吸引了一批当时旅居巴黎的国际艺文精英。其中包括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安德烈‧纪德、欧内斯特‧海明威；诗人埃兹拉‧庞德；作曲家埃里克‧萨蒂；电影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摄影家曼‧雷；以及提出“失落的一代”这一概念的作家兼藏家葛楚‧史坦及其伴侣艾丽斯‧托卡拉丝等。许多人为了借阅英文书籍而缴纳会费成为会员。在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自传第二卷时（该卷涵盖了她21岁至36岁的岁月），我发现年轻时的波伏娃也是其中一员。为了充实自我、提升文化内涵，她曾借阅过各类英文小说与诗集。
在所有常客与会员中，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最为声名显赫。彼时，英美出版界的审查制度严苛异常，乔伊斯耗时七年撰写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因包含被认定为色情或淫秽的字句，找不到任何一家英美出版社敢接手。既无出版经验、财力亦不雄厚的丝薇雅，出于对乔伊斯的崇敬，毅然决定编辑并出版此书。1922年2月2日，正值乔伊斯40岁生日，她将成书亲手交到他手中。此举不仅奠定了乔伊斯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也让这家名为“莎士比亚”的小书店一跃成为全球知名的出版机构。然而，乔伊斯在出版前不断修改样稿，加之其敏感的性格需要他人随时安抚，这极大地消耗了丝薇雅的时间、精力与资金。
丝薇雅·毕奇与《尤利西斯》作者詹姆斯·乔伊斯
首版《尤利西斯》封面采用蓝白配色，灵感源自希腊国旗，乔伊斯认为希腊能为他带来好运
1936年，受全球经济大萧条冲击，莎士比亚书店陷入财务危机。丝薇雅一度打算关门大吉。此时，以纪德为首的作家群体挺身而出，动员征集到两百位支持者，恳请每人每年赞助200法郎（折合现今约317美元），为期两年。作为回报，赞助者可参加每月在书店举行的作家未发表作品朗诵会。与此同时，丝薇雅忍痛变卖了乔伊斯赠予的一些手稿，以及海明威题献给她的初版著作。凭借这些举措，莎士比亚书店得以幸存。遗憾的是，这家传奇书店最终未能逃过二战的厄运。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书店被迫关闭。战后，年近六十的丝薇雅已无心重操旧业。位于奥德翁街12号（12 rue de l'Odéon）的原址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后人仅能在建筑外墙上看到一块纪念牌，上面刻着：“1922年丝薇雅‧毕奇女士于此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
奥德翁街12号外墙上的纪念牌记载着那段出版历史
1959年，丝薇雅出版了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这本书堪称一部细致描绘文坛风云的高级八卦史，重点刻画了在书店出没的文人墨客，其中着墨最多的自然是乔伊斯及其《尤利西斯》出版前后的种种经历——既有愉快的合作，也有不快的摩擦。书中收录了她与乔伊斯签署的协议复印件。条款明确规定：出版方（即丝薇雅）拥有《尤利西斯》的全球独家出版与印刷权，但需承担所有制作费用，且每售出一本书，须向作者支付定价25%的版税；若有第三方欲出版此书，必须从丝薇雅处购买版权，费用则由她自行决定。丝薇雅在书中坦言，所有条款均依乔伊斯之意拟定。然而几年后，当有第三方询问出版事宜时，乔伊斯态度暧昧，甚至有一段时间避而不见。反而是他的一位老友几乎每日光顾书店，打探丝薇雅的态度，最后留下一句：“你阻挡了乔伊斯的利益。”深感震惊与难堪的丝薇雅在该人离开后，立即致电乔伊斯，通知他可自由处置《尤利西斯》，她不再提出任何要求。两人签署的协议书因此形同作废。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1959年美国版封面
早在1932年，美国兰登书屋（Random House）便与乔伊斯签约，抢先取得了《尤利西斯》的版权。随后，他们刻意安排人员非法进口此书，并聘请强硬律师提起诉讼，请求法庭判决《尤利西斯》的文字并未煽动情欲，不应被列为淫秽作品。法官亲自通读全书，深思熟虑后裁定：“尽管《尤利西斯》在许多地方无疑会让读者产生生理上的不适感（催吐效果），但它绝非催情剂。因此，《尤利西斯》获准进入美国。”1934年，《尤利西斯》终于在美国合法出版。
《尤利西斯》1934年在美国合法出版，首版简洁别致的书封以细长字母组合的书名为构图
丝薇雅在回忆录中提到，她认为乔伊斯早已私下通过中间人与兰登书屋洽谈出版事宜，而她对此毫不知情。美国版问世后，乔伊斯告知她，兰登书屋已支付他4.5万美元的版税（折合现今约112万美元）。丝薇雅表示，想到乔伊斯因高额版税摆脱了长期的财务困境，她为他的好运感到高兴。至于个人感受，她坦言并不觉得骄傲，并表示当情感不再有用时，就该果断抛弃。她无力也无心再照顾乔伊斯的琐事与情绪，两人的关系由此由亲密转为疏离，令人唏嘘。特别是读到她那看似豁达、实则无奈的感慨：“毕竟书是乔伊斯的，孩子属于母亲，并非接生婆的，不是吗？”好在这些嫌隙后来慢慢化解。唉，文坛流传的佳话背后，往往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与苦楚。
丝薇雅的回忆录里也提及海明威，对她而言，海明威多了一份喜爱。海明威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1926年的英国版，便是丝薇雅极力推荐给英国出版商强纳森‧凯普的。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回忆1920年代在巴黎的经历，其中一篇题为《莎士比亚书店》。他提到，早年他与新婚妻子初到巴黎时，寂寂无名且生活拮据。善心的丝薇雅在他没钱缴纳会员费租书时，便先让他借走几本书回去阅读，从未提及还书期限。
成名后的海明威与丝薇雅·毕奇（右二）及两位女性在莎士比亚书店前合影
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也是经由丝薇雅引荐，推荐给了位于巴黎的英文出版社“方尖碑”（Obelisk Press），并于1934年出版。这是米勒的首部出版著作。由于书中包含大量性爱描写，在其祖国美国长期被列为禁书，直至1961年才得以合法出版。
《北回归线》1934年在巴黎出版，封面下方醒目地标示“不得进口到英国或美国”
丝薇雅同时积极将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例如她代理的英美文学季刊《今日生活与文学》（Life and Letters To-Day），刊登了不少法文书籍的英译书评，以及一些法语创作的英译文本，原作者包括纪德、萨特等。我在查阅过往杂志时发现，丝薇雅本人在1936年春季与夏季两期的《今日生活与文学》中，协助保尔·瓦雷里（Paul Valéry）翻译了他撰写的一篇长文《文学》（Literature）。
难怪法国作家兼档案学家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如此赞赏：“在连接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方面，丝薇雅的贡献远超四位杰出大使付出的总和。”尚松是莎士比亚书店的常客兼好友。丝薇雅也曾将他介绍给美国好莱坞的导演、编剧、制片人金·维多（King Vidor），希望维多能将尚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尽管最终未能成功。
丝薇雅·毕奇在书店墙上挂满了作家们的照片
近日重读《莎士比亚书店》，我发现丝薇雅在书中轻描淡写地提到，她的客人中有一位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一对双胞胎孩子，但未提及姓名。出于好奇，我凭着有限却关键的线索进行考证，推断此人应是刘半农。1920年初，刘半农携妻子与长女赴英国伦敦求学。同年8月，妻子产下一男一女双胞胎，家庭开销骤增。为节省支出，刘半农次年带着一家五口移居至生活成本较低的巴黎，在巴黎大学研习实验语音学。1925年，他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天举家返国。刘半农在巴黎的那四年，恰逢《尤利西斯》出版前后，报刊上有不少相关报道。不知刘半农是否因此造访莎士比亚书店？或是经朋友引荐？亦或是路过？他与丝薇雅是否有特殊交谊？可惜，翻阅刘半农的两本传记及部分书信，均无相关记载。
丝薇雅·毕奇的回忆录中，简单一句写到她的客人中有位是中国的语音学教授，且有对双胞胎
除了回忆录，丝薇雅还留下了一段1962年的访谈纪录片，这是近年才公开的珍贵档案。观看影片，聆听她亲口讲述书店与作家的轶事，趣味盎然。七十五岁的她不时活灵活现，以淘气的姿态模仿乔伊斯、海明威的腔调和语气，宛如天真孩童。此次访谈的背景颇具深意。那是《尤利西斯》出版四十周年，她受邀前往爱尔兰都柏林，参加詹姆斯‧乔伊斯塔与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尽管她孕育了《尤利西斯》，并大力推广其他爱尔兰作家的作品，但这却是她首次踏上这片土地。不到四个月后她便离世，爱尔兰之行仿佛为丝薇雅的人生画上了最完美的句号。
1962年丝薇雅‧毕奇在都柏林接受采访的纪录片截图
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在消失二十三年后，重现巴黎，这与一位名叫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的美国男士有关。1951年，乔治也在左岸同一区域附近开设了一家书店，同样以销售英文书为主，取名“觅思拓书店”（Mistral Bookshop）。乔治曾说，经营书店如同创作小说，将每个空间视为篇章，希望人们推开大门，就像翻开一本书，进入想象的神奇世界。鉴于乔治一直景仰丝薇雅‧毕奇雅好艺文、支持作家的风范，1964年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之际，他将书店更名为莎士比亚书店。
觅思拓书店上世纪中期的明信片，图左那位男士为店主乔治·惠特曼
乔治的书店同样吸引了诸多文人墨客。其中不乏丝薇雅的老顾客，如亨利‧米勒、安娜伊斯·宁；另有劳伦斯‧达雷尔、理查德‧赖特、詹姆斯‧鲍德温等人。此外，这里也成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核心人物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格雷戈里‧柯索等在巴黎聚集的大本营。美国诗人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早年在巴黎求学时与乔治结为挚友。受其影响，1953年他在旧金山创立了“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随后成立同名出版社，以出版“垮掉的一代”作品著称，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金斯堡的诗集《嚎叫》。两家书店结为姊妹店，直至今日，两家店的门框上仍相互标示着对方的店名。
1953年创立于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门框上标示了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名号，两家书店互结为姊妹店
曾有回与法国汉学家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聊天，他提到自己在高中时期（1963~1966）对“垮掉的一代”颇感兴趣，常去乔治的书店走动。他早期买了一本金斯堡的诗集《现实三明治》（Reality Sandwiches），该书由1963年的“城市之光”出版。当时书封右下角贴着一张觅思拓书店的长方形绿色小书票，此后买的书则改为书扉上盖着莎士比亚书店的圆形印章。他正好亲历了书店更名换姓的阶段。
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六十多年前买的诗集，书封右下方贴的绿色小书票虽然缺了一角，仍可看见觅思拓的店名与地址（Photo by Michel Bonnin）
莎士比亚书店盖在书扉上的两种圆形店章
凡是爱书之人，乔治都乐于接待。他经常与来客分享食物，还在店内放置了几张简易床，供想留宿的文艺青年使用。前提是，访客需当面提交一份自传给他；居留期间需在书店做些杂活，每天读完一本书，当然还要乔治看得顺眼才行。乔治昵称这些来来去去的留宿者为“风滚草”（Tumbleweeds），他的书店便是“风滚草旅馆”。这种做法也是对他早年在美国、墨西哥和中美洲流浪时，受到陌生人善意款待的一种回报。
上个世纪末第二代莎士比亚书店的外观与内景
既然错过了丝薇雅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我可不想再错过乔治经营的这家。上世纪末，我终于初访巴黎，见到了八十来岁的乔治。老人身着合宜却略显陈旧的西装，内搭花衬衫并系着斜纹宽领带。他精神矍铄地攀爬着窄狭陡峭的楼梯，引领我在堆满书籍的三四个楼层间穿梭导览。迷宫般的空间凌乱而昏暗，地上堆叠着一摞摞书籍，墙上挂满了大片裱框装饰镜与作家照片。十几张铺着腥红色毯子的简易床穿插其间。某个角落还有个简陋的小厨房，炉上微火嘟嘟作响，炖着一锅食物，飘出阵阵香气与蒸气。一只短毛黄猫悠闲地穿过过道，上方墙面写着英文标语：“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整个书店散发着一股神秘、颓废且充满波西米亚风情的浪漫气息。
上世纪末，我替莎士比亚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与店猫留影
沿着书架与墙面摆置的简易床，曾是莎士比亚书店最特别的风景
墙面上写着“别对陌生人冷漠无礼，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
那次在巴黎停留了一周，两年后又去了几天。大约一半的时间，我都泡在莎士比亚书店。尤其那时书店凌晨才打烊，我往往逗留到最后，在此读书，与一些“风滚草”交流，偶尔加入茶话聚会，还碰到几位英美作家。数年后，读到一位“风滚草”杰里米·莫塞尔（Jeremy Mercer）所著的书店经历《时光如此轻柔》（Time Was Soft There），才发现我曾接触的人中，竟有位曾在古书区霸占五年之久的落魄英国诗人。当然，我也见证了乔治时而友善、时而阴郁、时而咆哮的喜怒无常。真是个性情古怪的家伙，只不过大家似乎都已习以为常。
日后我的第一本著作《书店风景》开篇第一章，便是书写莎士比亚书店的前世今生。那是上世纪末网络尚未普及的年代。在此之前，中文出版物中鲜见有关这两家同名传奇书店的报道。不少读者因《书店风景》中的介绍，将莎士比亚书店列为巴黎行的必访之地。有些刚开店的朋友，甚至发愿要在自己城市打造一家“莎士比亚书店”。
四分之一世纪后重返莎士比亚书店，心情颇为复杂。乔治已于2011年去世，享年九十八岁。比他小近七十岁的独生女丝薇雅‧惠特曼（为纪念丝薇雅‧毕奇而命名）在他去世前几年已接管书店。这些年，书店被写入更多旅游手册，常被报刊杂志评为世界最知名或最美的书店，还成为几部西方电影的场景，如《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茱莉与茱莉亚》（Julie & Julia）等。连金城武为航空公司拍摄的广告短片、林志玲的慈善年历也都以此为背景。加上新兴网络的传播，莎士比亚书店已成为观光景点与网红打卡地。这也为2015年在书店旁新开的同名咖啡馆带来了人潮。在未回访之前，我已从朋友口中及媒体报道中得知书店的盛况。
乔治与女儿丝薇雅相差近七十岁，此张俩人的合影，是一位“风滚草”在1980年代初期所拍摄并提供给我（Photo by Michael Hayward）
莎士比亚书店外，随时可见排队等着入内参观的人群
莎士比亚书店旁的同名咖啡馆，与书店同样受欢迎
2023年夏季某日，我来到书店现场，果然看到排队进门的人龙。入口坐着守卫，管制进出人数。店外有导游对着游客激情讲解，宣称《尤利西斯》就是在此出版。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将前后两家莎士比亚书店的历史混淆了，直到现在仍有媒体如此误传。记得早年读一本旅游书，里面写着乔治是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私生子。但乔治生于1913年，沃尔特‧惠特曼却早于1892年去世。另一则传言称乔治是沃尔特‧惠特曼的曾孙。终身未婚的沃尔特‧惠特曼，据闻晚年为了驳斥评论家指称其诗隐射、颂扬同性恋情，曾写信宣称自己有六个私生子。但史家指出，并无证据支持他有子嗣的说法。此类误导反而加深了书店的传奇色彩。
过了二十余年再踏入书店，发现格局已改。以往的凌乱不再，变得整齐清爽。一楼空间明显扩增，并开辟了童书专区，但总书量感觉少了许多，增加的是非书纪念品，如不同款式的帆布袋、笔记本、卡片等。此外，原本直通的三、四楼已关闭，二楼布置成怀旧书房。书架上多半陈列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文学名著，仅供阅读，不售卖。墙上挂着知名作家的肖像照，摆放着舒适的沙发、能使用的老式打字机与钢琴。往窗外望去，便是塞纳-马恩省河与圣母院，整体氛围确实不错。只不过很少有人真有闲情逸致在此阅读，毕竟人来人往干扰太大。再加上书店内外贴满告示，明文禁止室内拍照，多数游客入内后快闪即走。虽说如此，仍有人悄悄偷拍，网络社交媒体上流窜着大量书店内景照。我在柜台旁好奇观察消费状况，发现贩卖最多的是印有书店素描与名字的帆布袋。难怪我在台北、伦敦、旧金山、成都、北京等城市，都曾瞥见背着莎士比亚书店帆布袋的行人擦肩而过。
莎士比亚书店也自行出版书籍、设计帆布书袋，在店里与网站贩售
我还注意到以往的简易床不见了。后来从他们的网站上得知，“风滚草”方案依然存在，但已升级。书店建筑内辟出几间独立私密房间给每位“风滚草”，且含卫浴设备。每次居留时间由一周至一个月不等。想成为“风滚草”者，一律需通过邮件递交申请表。每年收到的申请高达数千份，但仅十来位中选。
后乔治时代的莎士比亚书店，显然在女儿丝薇雅及团队的经营下，有了新风貌与章法。除了前述改变，书店还请了经理、采购，并成立出版部门，出版关于书店的传记，也在网上卖书。另外还有专人策划活动、主持沙龙，几乎每周都有活动进行。巴黎自然不乏英语系国家的作家到访，莎士比亚书店的知名度与地利之便（临塞纳-马恩省河畔、面对圣母院）成了作者与读者相聚的首选之地。
莎士比亚书店邻近著名景点塞纳河与圣母院
几年前冠状病毒全球蔓延时，书店营业额在疫情初期锐减百分之八十。2020年10月底，书店公开发文陈述困境，恳请大众上官网购书以支持书店。结果一周内就收到5000笔订单（以往每周最多仅100笔），书店因而渡过难关。自此，书店成立了非营利协会“莎士比亚书店之友”，长期赞助书店运作。书店井井有条的多角化、企业化经营，自然令人欢欣，但我却有着淡淡的惆怅与感伤。这里已无往年记忆中的随机、随意与随兴。此次重访，宛如是一次告别。
2024、2025连续两年的春季，我都去巴黎待上两个月。平常到塞纳-马恩省河畔散步，免不了经过莎士比亚书店。无论是晴天或雨天，店外都有等着进去朝圣的人。我自己再也不曾踏入，总觉得这已不是“我的”书店。但看到这么多人愿意耐心排队进一家书店，去感受氛围、了解书店历史，甚至成为书店的粉丝，把书店当成“他们的”，还是令人感动与鼓舞。毕竟一家书店在两代接力下，能存活四分之三世纪，并源源不断地给予来客暖暖的情绪价值，多么不容易！
书店外打开的绿色护窗木板上，写着乔治2004年生前的一段话：“早在1600年时，我们书店的建筑是一座修道院，名为La Maison du Mustier。中世纪时每座修道院都有位点灯修士，负责在夜幕低垂时点亮灯火。我已点了五十年的灯，现在轮到我的女儿了。”对我而言，乔治点的是烛火灯，丝薇雅点的是LED电子灯。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代，他们先后以自己的方法照亮书店。但我这个怀旧者，依然对那一闪一闪的摇曳烛光多所执念。
打烊后的莎士比亚书店，在微微灯光的烘托下，别具一番风情
后记
今年春夏之际我又回到巴黎。其间收到书店的电子报，预告他们将于6月16日庆祝“布鲁姆日”（Bloomsday），虽然莎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