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上海富家千金与家中男仆私奔一事曝光。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公众的持续关注不仅左右了事件走向，更直接干预了黄慧如的几次关键决定，两人的命运由此改写：千金产子后离世，男仆入狱两年。
这桩百年前的旧闻虽已远去，但个体被舆论裹挟的困境至今未散。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其亮的新作《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近日出版。书中以扎实史料梳理了一百年前媒体如何造势、法律如何审判、舆论如何发酵，并展示了一位女性在时代夹缝中的“能动性”。
日前，何其亮教授与社会文化评论者端木异做客上海古籍书店，就这起案件展开对谈。以下为精简回顾，澎湃新闻获授权发布。
活动现场
我所有的研究都可用“能动性”串起来
端木异：何老师，听说这本书源自您的博士论文，耗时二十年打磨。您在后记中坦言，这是您“唯一一本在写作时情绪受到干扰的作品”，完成题目后，“犹如追完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一时怅然若失”。当初为何要从博士论文中单独抽出这一章，扩充成书呢？
何其亮：说二十年纯属夸张。这项研究始于2003年准备博士论文之时。最终成书的，是博士论文的第二部分。其实，我所有研究的核心线索都可归结为“能动性”。我写评弹，旨在观察演员在国家干预下的能动表现；写新闻报业，侧重读者的能动性；后来研究西湖，则是进一步探讨非人类的能动性。下一本书将聚焦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电影人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其主体性与能动性的演变。
《情奔何处》讲述的正是女性的能动性。在研究过程中，我对黄慧如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以往写作时我曾陷入困惑，因为她的思想时刻处于流动状态：起初强硬决绝，不惜与家庭决裂也要和陆根荣在一起；随后却动摇、反复、后悔、怨恨，甚至决定永世不再相见。中间她曾渴望独立，后又反悔，在与母亲彻夜长谈后，生下孩子留在医院，自己返回上海。
如何理解这种能动性？她不断改变，始终自食其言。当时我想不通，直到后来研究人的主体性时才豁然开朗：主体性与周围环境存在一个妥协与抗争的过程，因而它是动态的。所谓能动性，是否必须有意图才成立？比如，我是一个独立的人，所以表现得处处独立？还是说，即便没有此意图，只要行动产生了影响，能动性便随之而来？这个问题我在撰写《人民的西湖》时才想通，效果往往比意图更重要。石头、泥土、水、细菌有何意图？但只要它们做出了事情，改变了周遭环境，就具备了能动性。
同理，黄慧如或许起初没想好，或许想好又反悔。但她只要付诸行动，对这世界、社会及周围人产生影响，这就够了。这种效果未必是她预想到的，但她的存在感由此确立，这就是能动性。这也是我二十年来通过持续写作深化思考，终于想通了一些昔日困局的结果。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我做了二十年。
黄慧如
端木异：讲得太精彩！“能动性”这一点也让我联想到当下互联网上的讨论，“文学是巧言令色吗？”若有一个人，其文字与行为不一致，大众便会纠结此人是否真诚。在此点上，能说黄慧如是真诚的吗？事实上，许多人至今对此存疑。我又想起文学研究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诚与真》中的论述，他认为追求写作与人格的“一致性”是晚近的思想产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表演。若一人表演得像个英雄，那他便成了英雄。追究这个人的实质，其实并无意义。
何其亮：正如一句英文谚语所言：如果它看上去像老鼠，听上去像老鼠，闻起来也像老鼠，那它就是只老鼠。但你不能断定它的本质是不是老鼠。
端木异：没错。对黄慧如的诸多批评，与今天社交网络上的某些现象如出一辙，即大家对舆论中的女性常持一种“双标”态度——“既要又要”。黄慧如身处新旧话语的夹缝中：一方面在意外界形象，试图灵活调整新女性形象以应对传统期待；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内心的拉锯与现实落差，不断被外界话语改造，心意渐变。直至最后，关于她是否在世，众说纷纭。那么，黄慧如究竟如何？据说她还活着，但书中未载。
何其亮：对，那是传闻，故未写入书中。苏毓荫老先生八十年代在剧场演出《黄慧如与陆根荣》时，陆根荣的后代曾到后台告诉他，黄慧如应是家里安排去了北平。黄慧如父亲当年在北洋军阀时期担任北京市电话局局长，在京有不少社会关系，这并不意外。我觉得非常合理。陆根荣后来回到上海，有些剧场让他上台鞠躬，给点钱，直到热度消退。他一直在上海的马立斯市场工作，直至退休，约70岁左右去世，也就是1970年代末。
端木异：若现实中的黄慧如真的金蝉脱壳，从舆论漩涡中全身而退，着实令我惊喜。您的论文，最初是如何选定这个案件的？从苏州评弹跳到黄慧如与陆根荣的故事，跨度似乎不小。
何其亮：当年申请去美国攻读历史，出发前查阅材料和书籍。因我喜欢京剧，自幼生活在福州路一带，看戏机会极多，故想做上海地区的京剧史。海派京剧不同于京派，它以商业市场为主导。凡是有关上海京剧的资料我都抄录，后来发现里面频频提及黄慧如与陆根荣之事，觉得有趣，便多看了一些报纸。若回到1928、1929年，确有许多地方在演这部现代戏。后来给老师做研究助手时，发现连杭州的报纸也在谈论黄陆私奔案，不过谈得离题万里，已在辩论性与爱情的关系。于是那时（2003年）我便下定决心，要把这故事讲全，当然也讲不全，因部分材料缺失，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真相。对我而言，最大的谜团便是她与苏州贝家的婚约为何取消。
端木异：无人能讲清楚，我读时也深感困惑。黄慧如起初与苏州当地赫赫有名的贝氏家族有婚约，订婚失败后，家人让男仆陆根荣多加安抚，黄陆二人方得以走到一起。我在苏州还好奇地查过贝家资料，这般大好婚事竟被黄慧如家的长辈拒绝。
何其亮：对，苏州最早的报道先引出贝家，但又不敢多说。贝家势力庞大，得罪不起，天天骂陆根荣也无妨。但最早报道时，大家既不认识黄慧如，也不认识陆根荣。你只能说这个女性差点成为苏州贝家的儿媳妇，以此蹭名人热度。后面故事越来越精彩，则是另一回事了。
“知识分子在嘲笑人时一点都不嘴软”
端木异：苏州的那些记者给我印象极深，他们使用半文言写作，文笔宛如章回小说，文采斐然。苏州贝家究竟什么背景？一旦结合上海的地域因素，大家吃瓜的热情真是高涨。当时中国文化百花齐放，比如初期歌颂陆根荣和黄慧如的爱情，借用了黎锦晖号称中国第一首流行曲《毛毛雨》：“小亲亲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人们纷纷将年度爆款金曲的歌词套用在黄陆二人的爱情上。
何其亮：当时没人想到，有位读者看完这个故事后深受感动，写信到监狱支持陆根荣，称你们的爱情正如《毛毛雨》所描绘的那样。
端木异：《毛毛雨》当时争议极大，鲁迅很讨厌这首歌，说唱起来像猫死了一样。张爱玲虽毒舌，却很喜欢这首曲子，评价很高。
何其亮：写作时我未曾意识到这是什么歌，后来一听，确实打破了我对所有上海小资情调的幻想。但若说它可怕、露骨、不舒服，是以一百年后的审美标准来看的。或许那些普通上海市民，是真的觉得这首歌唱到了他们心里。
端木异：书中专门引用了歌词，“毛毛雨不要尽为难，年轻的郎，太阳刚出山，年轻的姐，荷花刚展瓣”。
何其亮：这两句是用来鼓励陆根荣的。
端木异：陆根荣当时身在狱中，可能都没想到。反而令人想不到的是，黄慧如其实是一位读过书的五四新女性，受教育程度远高于陆根荣。但若要追究她的“新女性”身份，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含糊之处。
五四时代的“新女性”也存在诸多矛盾。例如许广平作为妇女活动家站在前线，最后却退至支持她的鲁迅身后成为秘书，扮演起传统“贤内助”的角色，这也成了很多人诟病当时热衷“妇女解放”的男性知识分子的把柄。在陆根荣案件中，这些知识精英的“双标”显而易见。邹韬奋呼吁，说黄慧如需要一个英雄来拯救她，哪位男士能站出来，让她拥有幸福家庭，让出走后的娜拉回归家庭。结果真有男士站出来表白，却立刻成为所有报纸的笑柄，讥讽他想捡漏。你看，这些知识分子在嘲笑人时毫不留情。
何其亮：邹韬奋之所以提议找个英雄拯救黄慧如，是看了美国电影Way Down East后产生的灵感，该片中文译名为《赖婚》，是1920年代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最流行的电影。故事讲述一个农村女性被波士顿花花公子欺骗怀孕后抛弃，最后在农场找到男青年的大团圆结局。邹韬奋觉得这与黄陆案情节相似。其实在黄陆案上评价“双标”的人不少，周作人曾嘲讽道，古罗马女主人爱上男仆，这叫欧洲高尚文化；若在发生这种事，大家便认为是龌龊不堪。我一直说，这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对具体的人没有感情，他们只热爱自己的理论和幻想中的抽象事物。
《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书封
女性的问题从来不是关乎女性的
端木异：当时feminism等词从国外翻译介绍过来，最早都是男性知识分子热衷谈论。您在写作中对他们有哪些有趣的发现？
何其亮：本书强调五四的一些理念如何在地化、通俗化。讨论女性主义，从晚清到五四时代一直由男性知识分子把持话语权。他们无论是翻译还是自行发展理论，来源复杂且多元。许多所谓的女性主义新词汇，其实并未好好探究其源头。比如“自由恋爱”一词，源自无政府主义概念，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否定婚姻制度：什么都不要，只要爱情就行。当时有人干脆建议中国取消婚姻制度改为情人制。男性把持理论探讨自有其目的，这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民族焦虑有关。因此，对他们而言，女性的问题从来不是关乎女性的，而是关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问题。
尽管当时的女性主义以男性为中心主导，但最终被女性所利用。1928年为何重要？除了黄陆私奔案这件八卦新闻，更重要的是一些女性，尤其是大城市的女性，真正去伸张自己的权利。1928年盛家小姐到法庭打官司，质问为何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法庭官方支持她们。1928年新刑法体现了五四女性主义的精神，女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律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然人。而在大清律例里，女性是附属品，依附于父亲、丈夫。虽然女性在法律实践中遇到种种困难，但社会观念和女性的自我认知都在慢慢改变。
端木异：确实有趣。最近两年新出的《女体与国族》一书也讲述了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套话语如何在中国合流。男性知识分子曾迷恋女人的三寸金莲，但在国家落败签订不平等合约后，开始提倡女性放小脚，呼吁打造更加强盛健康的女体。这里的逻辑简单说，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女人强了才能生出更好的孩子，国家才有未来。这套话语十分流行，从梁启超等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将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但其核心和重点其实并不在女性身上。
何其亮：某种意义上，国家的现代化对女性的干预更多了。可以说，国家的权力已深入到私人生活，包括小孩是否要读书，要不要受基础教育。
端木异：所谓的新女性夹在这些话语中，也会不断利用这些话语。就像黄慧如面对保守派，要做新女性的话术就变成了说自己要和陆根荣从一而终。她还上演了一出孟姜女送寒衣的苦情戏，带着冬衣去探监，感动了许多保守派人士，因为这一幕太符合传统社会的审美了。
何其亮：我写时就觉得很奇怪，送寒衣时离冬天还远着呢。但后来衍生的黄陆私奔案戏剧都保留了这么一出戏码。电影中胡蝶扮演黄慧如来监狱送寒衣，还作为大幅剧照登在杂志上，可以说每个文化工作者都认真对待这一段来自报纸报道的情节。
端木异：当时的新知识女性，像许广平，虽很小定了娃娃亲，但她要去读书，家里就用了一套地方习俗——叫“不落夫家”，即女子成婚后可以回娘家居住，甚至不圆房和不见丈夫，成为了一些女性逃避婚姻安排的常见手段。许广平家人以此为借口成功退了娃娃亲，出钱让对方娶妾代替结婚，为她争取到了自由。我感觉地方实践会有很多这样的博弈和思考，哪边顺手就用哪边。
何其亮：女性受教育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成果。黄慧如读到中学，当时有多少女性有机会读到中学？黄慧如起初并未意识到可以利用“自由恋爱”“家庭革命”这些话语为自己争取，后来她用这些话语写长篇大论，还给《民国日报》写信。但陆根荣不一样，连字都不会写，无法对话。所以后来《民国日报》有一个很有趣的争论：不懂这些“自由恋爱”、“不懂kiss”，是否意味着不配谈恋爱？有个国民党员说，就算人家不懂这些单词，我们还是有自由恋爱的权利。所以某种意义上，这套话语变成了一个阶级问题：底层阶级是否就没有权利追求个人幸福，不懂这些理论就连自由恋爱都不可以了？
端木异：这就牵涉到这本书的第二章，苏州地方法院如何认定黄慧如的“性同意”。当时法律有“和诱”和“略诱”之分，关键在于判断女性是否自愿被引诱离家。黄慧如在案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何其亮：“和”是一个清朝法律的问题，“和”指女性表示性同意。在清朝律法里，如果男性性侵犯女性，女性反抗，则该女性无罪。如果女性表示性同意，则叫“和诱”，这就严重了，不仅男的有罪，女的也有罪。做出“诱”、发生非婚性行为这种事的男性，反正总是有罪的。
1928年黄陆案判决时，《中华民国新刑法》颁布，法律上不再存在对成年妇女“和诱”的说法，这个罪名完全被删除。新法律认为，成年女性和男性发生关系是女性的自由和意愿，这使得当时社会舆论哗然。但如果这名男性在“诱”的过程中还有对女性的欺骗或暴力行为（“略”），则是另一回事。因此，观念保守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不得不找些说辞，说黄慧如意志薄弱、智识不足，往“略诱”上靠拢，以便给陆根荣定罪。我书里用了一个词“幼女化”，因为只有未成年的幼女才能被“略诱”。在舆论和法庭中，人们把黄慧如描述成一个未成年、无知少女的形象，黄慧如母亲在法庭不停作证女儿是被骗的，借此消解20岁的年龄界限，无视黄慧如是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二十几岁有自己意志和判断的成年女性这一事实。
端木异：后来黄慧如即使拿出证据，说自己确实知道陆根荣已经结婚了，但这又和记者的认知发生了很大冲突。幼女化策略在今天凡是牵涉到性相关的争议和丑闻上，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常见的策略。
何其亮：本质上这是否定女性自我选择和能动性的策略。后来法庭判陆根荣“略诱”，说的是欺骗，“你乡下有老婆，还来骗未婚少女”。但在民国又不能大声说，因为多少知识分子、政客在乡下有老婆，然后在大城市又找了一个。
端木异：其实在五四时期太常见了。康有为一边喊女性解放，一边妻妾成群。他们当时也有很多人很羡慕鲁迅，和许广平的“自由恋爱”被理解成一种“齐人之福”的手段，这是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
何其亮：对，李海燕有一本非常好的书《心灵革命》，我受到很多启发，讲的是五四时代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即爱的绝对性。不用管名分、地位、财产，爱才是超越一切的。如果看琼瑶写的东西就知道了，因为她把爱情的绝对性提到最前面。就像《一帘幽梦》里那句名句说，“你只是失去了一条腿，她却失去了爱情”。我们现在还觉得好笑，但只要去看五四时代的爱情绝对性和爱情超越一切的话，就会觉得这才是合理的。
端木异：琼瑶这两年又有点复兴，大家发现她里面有些跨阶级的东西很符合“亚逼”文化，一个阿哥说走就走，今天皇宫我不待了，跟小燕子出去玩了。这个时代循环，旧作品可能又会有新的解释。
何其亮：短剧时代，这个叫霸道总裁爱上保洁的我，所以阶级不重要，身份不重要，地位也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法律理念，基层社会为何特别抗拒？
端木异：陆根荣开始被判两年，没那么重，但判了一个特别好笑的罪名，就是黄慧如把家里的珠宝拿走了，黄家告的是陆根荣协助盗窃。但陆根荣协助的是谁呢，不就是黄家的人？似乎所有的报社讨论时都没有意识到这点。黄陆上诉之后，保守的地方法院反而给陆根荣判得更重了。你当时读这些资料，有没有一些很有趣的拉锯？
何其亮：这就是法律条文和法律实践的冲突。1928年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但法律条文很激进，自然而然出现巨大的冲突。而且制定法律的是像王宠惠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但是他们理解的一些东西，对中国基层社会到底合适不合适呢？比如说女性作为独立的人这样的理念，基层社会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女儿不归我管了”，“我的女儿好不好，我都管不到了”，因此下面的抗拒特别大。
端木异：他们认为法律不保护女性了，女孩是成年人，她想干嘛就干嘛，那咋办？《纸上的权利》这书里有作者专门从四川那边档案里挖出当年五个女性诉讼的案例，那时能走上法庭的女性非常少见。大部分女性可能一口农药下去情愿去死，也不想上法庭。
何其亮：这在黄陆案件里也挺突出的，后面案子继续审，传票传到黄家，要黄慧如出来作证，连法官都不相信她死了。除了她妈妈出来，其他人宁愿跑掉也不愿意出来作证。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认知特点：只有坏人才打官司。国民政府时代的法律很先进，但没有社会条件来保障。比如女性有自由离婚的权利，但有多少女性能够勇敢地提离婚或请律师打官司？律师费都付不起，有专门研究的法律又有什么用？没有办法落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