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以“瓷”为主题、覆盖面积达1979公顷的超大型产业遗产。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率领的清源文化遗产团队，全程参与了申遗工作。除撰写文本外，团队还负责整体数字化展示项目，以及五大片区中长岭片区的保护与展示工程。
7月28日，大会闭幕后魏青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谈及感受，他提到宣布结果那日上午，手机不停震动。景德镇基层工作人员接连发来消息：“怎么样了？”这些人一两年前还与遗产保护无关，多从乡村基层调派而来。经过这段日子的摸爬滚打，他们真爱上了这件事。有人敲槌后大哭一场，其中很多是“90后”“00后”。魏青认为，这是申遗过程中极好的结果。
从御窑厂到高岭土矿山，从窑柴山林到千年窑火不熄的作坊群，5大片区、15个遗产要素、45个遗产点，跨越10个世纪，散布于山川城镇之间。如何让这块散落千年的“瓷业拼图”凝结成有机整体？
魏青给出的答案是：不止于讲述制瓷技艺的辉煌，而是呈现一套生生不息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它如何整合资源、迭代技术、组织社会，又如何在千年间与全球文明互鉴共融。这既是对中国产业遗产价值叙事的重新定义，也是一场关于“何以景德镇”的深层解码。
清华大学教授吕舟（右四）、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常务理事魏青（右五）及团队成员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受访者供图
从“御窑”到“手工瓷业”，申报策略历经三次调整
新京报：景德镇申遗成功，从2015年提出至今历时十年。在国内申遗项目中，这个周期算长吗？
魏青：其实不算长，甚至可以说相对较短。国内许多遗产项目经历了十几年乃至二十年的漫长历程。景德镇申遗从2015年提出，2016年进入国家预备名录，到今年正式列入，大约耗时十年。能推进得如此迅速，原因有三：第一，景德镇的价值本身已是共识，无论专业界还是公众，都认可其具备世界遗产身份。第二，这些年景德镇在考古、保护、公众传播上做了大量扎实工作，为后续调整申遗主题、快速寻找充足遗产资源支撑叙事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三，在最后阶段，从地方到国家层面的推进力度极大。
新京报：我们了解到，景德镇申遗最初的申报策略与现在截然不同，能否具体讲讲演变过程？
魏青：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最初因御窑厂考古发掘震惊学界，并举办国际巡展反响热烈，因此思路是单独申报御窑遗址。若沿此路径，并非不可能，但故事角度和范围会相对局限。
后来，考虑到国家申报策略的整体导向，为避免过度强调“皇家”视角，扩展成了“景德镇窑址”系列。通过多个窑址组合，展现更完整的时代跨度和代表性。
至2023年团队深入介入时，思路进一步升级——不再局限于讲窑址，而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体系。景德镇虽以瓷器为主业，但这个手工业体系如何自我成熟、迭代，如何发展到全球手工业时代无与伦比的高度——涵盖技术、生产系统、社会组织——这才是想讲的故事。既讲成就，也讲背后的动因和原理。
团队在考察小坞里瓷石加工遗址。受访者供图
申遗文本的重要部分源自乡土记忆
新京报：景德镇申遗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中“瓷”主题和亚太地区“产业遗产”的空白。在向国际专家阐释这套产业逻辑时，最大的认知门槛是什么？
魏青：我认为“门槛”更多是国内层面的突破。从国内看，它既填补了产业遗产空白，也填补了瓷主题空白。但在国际上，产业遗产类型并不罕见，手工业时代案例众多。
景德镇的特殊性在于其复杂性——跨越10个世纪。一般手工业很难存续这么久，尤其瓷器属资源消耗型产业，持续两三百年已是高峰。景德镇却延续千年，且不断动态演变。从早期依托周边资源的家庭手工业聚落，到后来以镇区为核心、辐射百公里外优质资源的产业模式，这是质变。同时，技术体系也在迭代，例如原料从瓷石变为“二元配方”，柴薪从无品类需求到明清时期专门为高档瓷烧制选用特定松柴。必须在尽可能精简的结构里，用40多个遗产要素讲清这个动态故事，这对文本编写和专家理解都是挑战。特别是世界遗产评估分盲审和现场考察，盲审专家只看文本，不来现场，所以文本必须让他们充分理解这个体系。
新京报：在向国际专家翻译制瓷技术、说明这是文明互鉴成果时，你们是怎么做的？
魏青：我们将相关事实和资料收集齐全，用清晰的逻辑去呈现。景德镇的故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从宋代就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在此基础上创新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比我们今天谈论的“全球化”要早了数百年。
它的技术源流最初整合了中国南北方两大制瓷传统——白瓷和青瓷，创烧出“青白瓷”。这不是简单模仿，而是一次技术美学上的“基因重组”。到了元代，景德镇吸纳西亚进口钴料，把来自波斯的矿物颜料与中国本土瓷胎、釉料工艺结合，催生青花瓷——蓝白相间纹饰，既有伊斯兰文化对蓝色的偏好，又有中国传统绘画笔意。再往后，明清时期远洋贸易兴起，景德镇瓷器随商船抵达欧洲。欧洲王室和贵族以拥有中国瓷器为荣，但他们的需求反过来塑造了景德镇生产。比如欧洲人喜欢特定花卉纹样，甚至要求绘制基督教故事或家族徽章，景德镇匠人看不懂图案，就把草图贴在坯上照着描，照样交货。这种“来样加工”模式，在当时已形成一条跨洲际的需求反馈链。
因此，瓷器上的器型、功能、装饰风格、文化题材，没有一样是单方面输出的。这是一个全球市场、多元文化在景德镇这个“产业枢纽”持续互动、共同创作的故事——创新核心在景德镇，创意源泉来自四面八方。正是这种把世界“揉”进泥坯里的能力，让景德镇不只是中国的瓷都，更是人类手工业时代一个罕见的、开放的、全球化的产业共同体。
新京报：文本编写中，除专业学术研究，还用了哪些特别的信息来源？
魏青：很重要的一部分来自乡土。中国过去对产业遗产系统性研究起步较晚，像景德镇这样跨越千年、涵盖矿山、交通、生产、贸易全链条的手工业体系，此前并未被完整“读”透。许多珍贵知识和记忆，散落在乡间老人口传里，刻在祠堂石碑上，几乎快被时间淹没。
做这个项目时，我们大量依靠这些“活态”史料。走访许多传统手艺人，了解祖辈传下来的工艺特点，翻阅乡土文书。将手艺人的经验、口诀、操作细节，与考古遗址发现的窑具、废品堆瓷片、科学检测数据结合，相互印证，才真正把“这套工艺到底怎么运转”说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申遗片区的确立是一个动态深化过程。现确定的五个片区里，有两个是2023年之后才纳入的，如蛟潭的窑柴山林区，过去在保护视野里几乎是空白。45个核心遗产要素中，近一半此前保护级别很低，有的甚至无任何级别。过去文物普查时，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常被忽略。但串联起来看，会发现：矿山提供原料，古道运输柴薪，水碓粉碎瓷石，窑场烧造成器，码头连接外销——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点，都是这条千年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重新挖掘后，它们之间的价值关联让人豁然开朗——原来景德镇的“完整”，就藏在这些被遗忘角落。
最终你会发现，景德镇项目中，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本无法切割；文化与自然也无法分割。正是这种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与自然的深度交织、高度融合，才让景德镇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整体性”。
团队成员在小坞里瓷石加工遗址取样分析。受访者供图
数字化展示体系解决公众“看不见”难题
新京报：此次申遗成功，景德镇符合4项世界遗产价值标准。你认为其中最打动国际专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魏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该项目符合世界遗产价值标准2、标准3、标准4和标准6。国际专家能认可任何一条都很不容易。其中，标准4“展现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杰出范例”主要讲典范性——景德镇在整个制瓷史上为何是典范，它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和贡献，需把景德镇放到全球人类文明进程中去审视。标准2“展现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讲文明互鉴——景德镇第一阶段整合中国南北方制瓷传统已是大事；第二阶段中外技术、审美、功能的融合更让这条标准坚实丰满。
值得注意的是标准6“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艺术有直接联系”，它关联到17、18世纪欧洲装饰艺术风格流行，景德镇瓷器是东方文化重要载体，象征东方艺术风尚对欧洲主流文化的实质性影响。这在东亚文化圈的世界遗产中很少见——绝大多数讲文化交流的项目都是东亚区域内部的，而直接表明东方对西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常少见。
新京报：景德镇遗产点分布极广，包括45个点位，且多属考古遗址，普通公众“看不见”是难题。这次申遗搭建了涵盖VR、AR的数字化展示体系，它对申遗成功起到了什么作用？
魏青：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相对分散的系列遗产，展示方面更注重遗产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表达。该项目遗址分布范围广，公众整体认知难；许多考古遗址和窑炉技术原理，普通人难以看懂。所以，做数字化展示体系不完全是为了申遗，更多是为了让公众了解。
数字化帮我们做三件事：在本地用VR剧目，让观众在20—30分钟内，在虚拟空间中穿越五大片区，理解完整制瓷流程与瓷业发展历史脉络，感受景德镇瓷器对东亚地区、欧洲地区的文化影响。在御窑厂、落马桥等考古遗址，融合现实技术让公众在直观看到遗址现状基础上，呈现器物形态、窑炉操作过程，甚至把窑炉复烧时上百个仪器记录的温度、气氛、气流数据，浓缩成5分钟动态视频，直观展现科学性。此外，AR手机端增强现实技术全面覆盖45个遗产点。扫码后，手机镜头里的现实场景之上便会浮现动态生产复原画面，帮观众理解整体体系的空间关系。
但原则是数字化辅助现场体验，而非替代现场。景德镇遗产值得亲身体验——从镇区坐车一小时到山区，感受当年运输艰辛；沿着河走，想象柴薪漂流；在矿山体验粗粝质感，在镇区体验高密度产业城镇——体感先于知识，数字化只是丰富这个过程中的体验。
团队成员在礼芳村推动村民参与工作。受访者供图
培育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守护队伍
新京报：申遗成功不是终点，未来平衡保护、旅游开发与产业传承，最大挑战是什么？
魏青：最大挑战是建立长效协同的保护管理体系。过去各部门各管一摊，文物、林业、住建、水利、非遗分属不同部门。申遗过程中大家逐步有了共识，成立议事架构，但起头容易，持续难。物质与非物质整体保护、文化与自然在这么大区域内的协同保护，非常考验管理能力。
另外，五个片区条件不同——镇区可承载较大游客量，适合文旅发展；矿山和柴山林区更适合低干预度的乡村参与式文旅，如高品质徒步、有组织研学。绝不能搞“一刀切”，都变成同质化旅游打卡项目。同时要建立开放利用和当地民众互利互惠关系，不能是外部资本或政府项目简单介入。
新京报：有什么具体建议吗？
魏青：一方面，政府要真正打通部门职责壁垒，让每个部门意识到——遗产保护和每个人、每个系统的日常工作息息相关。比如，希望在几座传统柴窑里恢复低频次复烧，作为非遗技艺活态传承场所，让后人亲眼看到“一窑定乾坤”完整过程。但这事要想做成，涉及文物、林业、环保、农业、疾控等多个部门，还要协调当地村民意见和参与意愿。一个看似简单的复烧动作，背后是十几个部门在具体事项上的“同频共振”。申遗过程中，大家为共同目标走到一起，但申遗成功后，如何把这种“战时协作”转化为“常态化机制”，才是最考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课题。
另一方面，乡村民众参与，不能是“被安排”，而应是“被激发”。这次申遗过程中，许多原本觉得自己和“世界遗产”毫无关系的村庄，突然发现自家后山矿山、河边古道，都是宏大故事里不可或缺一页。那种自豪感真实，也是可持续动力来源。但光有热情不够，需有组织地培育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守护队伍。
设想是，未来讲解员、巡护员、体验引导员，甚至小型展馆管理者，都应优先从当地村民和返乡年轻人中选拔培养。不是简单招工，而是建立一套“传帮带”成长机制，让年轻人既能读懂脚下土地，也能掌握面向未来技能。同时，为他们设计清晰成长阶梯和合理回报体系，让“守护遗产”成为一份有尊严、有前景职业选择。只有当地人主体性真正建立起来，遗产保护才能从“要我护”变成“我要护”，从外部推动变成内生循环。
这条路回报周期或许很长，但对于景德镇这样一个活态的、仍在生长的遗产地来说，慢，反而是最快的方式。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