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岁高龄的束沛德先生，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上名副其实的“活字典”。这位集组织者、评论家与理论家于一身的大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踏入中国作协大门，至如今虽已年过九旬仍笔耕不辍。凭借一手抓组织建设与制度保障、一手抓理论探索与批评实践的双重身份，他在新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其成就不仅在于个人著述丰硕，更在于始终以“孺子牛”般的勤勉和“赤子心”般的真诚，为当代儿童文学筑牢了坚实基底。

束沛德

制度奠基者：儿童文学事业的规划者与推动者

在儿童文学领域，束沛德最显著的贡献莫过于长达数十年的组织工作。一九五二年，他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被分配至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家协会前身），在严文井、沙汀手下担任秘书。这段与文学前辈朝夕相处的日子，为他日后主持儿童文学工作埋下了深厚伏笔。一九五五年，他参与起草了中国作协《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这是新中国首个关乎儿童文学的重要文件。看似初出茅庐的一次参与，实则开启了他与儿童文学长达七十年不离不弃的相伴相守。

真正让束沛德在中国儿童文学组织工作中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管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工作后的一系列关键举措。他先后调研并主持起草了两份重要“决议”：一份是1986年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另一份则是200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此外，他在1996年于《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这三份在不同历史时期出台的纲领性文件与文章，犹如三座灯塔，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指引，影响深远。他还策划组织了1986年和2000年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这对活跃和推动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评奖与阵地建设方面，束沛德同样功不可没。他参与并主持了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一届至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工作。经他提议，该奖自第五届起增设“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和“理论评论奖”。这一制度性革新，极大激发了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及理论批评工作者的参与意识。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文艺报》开辟“儿童文学评论”专版，为儿童文学争得了一块难能可贵的理论批评阵地。

尤为令人敬佩的是束沛德始终如一的谦逊姿态。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一再自称是“跑龙套的”“打杂的”，甚至将自传命名为《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自述》。在编辑《束沛德谈儿童文学》一书时，他坚持用“谈”字而非“论”字，认为这样“量体裁衣，更切合实际”。这种“把身段拉得很低”的品格，与其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恰恰构成了他作为文学组织工作者的独特魅力——既有老园丁般的温煦与平易，又有建设者般的担当与睿智。

“儿童情趣论”：儿童文学批评的美学贡献

若说组织工作是束沛德的“幕后之功”，那么理论批评便是他的“台上之绩”。在近七十年的评论生涯中，束沛德撰写了两百多万字的评论文字，出版了《为儿童文学鼓与呼》《守望与期待》《发出自己的声音》《儿童文苑纵横谈》等十余部论著。其中，最为学界所瞩目、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他1957年发表于《文艺报》的《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一文所提出并系统阐发的“儿童情趣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强调社会价值及教育功能的语境下，儿童文学的儿童性与趣味性往往容易被成人话语遮蔽与代替。束沛德从文本自身的“情感”和“趣味”出发，敏锐地捕捉到“情趣”可作为儿童文学基准的美学尺度。他指出，“情趣”源自生活、源自儿童世界，需通过作家创造性的构思和想象，在行动中揭示儿童性格。

“儿童情趣论”之所以具备深远理论价值，在于它连接了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审美实体。“情趣”延伸了“趣味”的精神主旨，但一个“情”字，更突出儿童生命主体对“趣味”的建构，强调“趣味”是一个动态的、始终以情感主体为支撑的丰富精神世界。束沛德强调，不能用功利主义观点理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而要重视其美学要求。这一理论发现，将儿童文学从单纯的教育工具中解放出来，唤回了它作为文学的本体审美属性。

此后，束沛德的批评实践始终延续着“情趣”这一核心美学线索，同时不断拓宽理论视野。他以极佳悟性，提出以“情趣”和“成长”为核心的重要理念，对儿童文学界树立纯正价值观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数十年批评生涯中，他既有对童诗、小说、童话、散文等各类文体的微观剖析，又有对儿童文学发展思潮、创作态势、艺术走向的宏观扫描。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批评方法，使他的评论既具切中肯綮的思考，又含独具慧眼的见解。

束沛德文集

双重身份中的一贯追求：真诚、务实与前瞻

束沛德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组织工作与理论批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体两面、相互支撑的整体。与诸多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同，束沛德的评论文章紧密关联着儿童文学组织工作及创作现状。许多评论出于中国作协工作需要而撰写，这使其评论兼具鲜明现实针对性与长远前瞻性。撰写《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一文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创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当代儿童文学要在思想、艺术上创新、出新。这一理念随后被他写入执笔起草的1986年中国作协决议中。

束沛德评论的另一鲜明特色是其真诚态度。他始终坚持基本准则：“好的儿童文学要有对少年儿童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对幻想、幽默的提倡和张扬以及对儿童文学自然美、心灵美、人性美的追求。”他主张儿童文学应“以情感人，以美育人”，认为“儿童文学作家要永葆童心”。

务实品格还体现在他对儿童文学生态的持续关注上。他较早意识到儿童文学并非“世外桃源”，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来之不易。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就对儿童文学发展趋势提出三条忠告：“一不能离开社会大环境；二不能离开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兴趣；三不能离开国际儿童读物的潮流、行情。”这种既扎根本土实践又具备国际视野的思维方式，使他能够及时准确把握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向。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事业版图上，束沛德是一位特殊的奠基者和建设者。他以制度性文件为儿童文学发展“导航指向”，以“儿童情趣论”为儿童文学美学开疆拓土，以数十年如一日的扶掖新人赓续儿童文学精神血脉。他自定位为“跑龙套的”，却铺就了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从初创走向繁荣的道路。若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名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来概括束沛德文学成就，回望其九十余年文学人生，他最重要的贡献或许不在于某座具体可见的“纪念碑”，而在于他以自己的真诚、务实与睿智，为一代又一代儿童文学工作者树立了“儿童文学人的赤子之心”典范。他是中国的“孺子牛”“护花者”，用默默耕耘与执着守望，营造着这片枝繁叶茂、百花争妍的儿童文苑锦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