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圈子里，总流传着不少“桃花潭水深千尺”的佳话。意气相投者，往往一见如故，坐在左岸咖啡馆里高谈阔论，至暮年还能写出感人至深的悼亡文字——打住。海明威对此并不买账，他曾遗憾地表示，他与菲茨杰拉德的交情绝非这般诗意。“那张嘴，在你还没熟识他时便已让你心烦，等你真正了解后，只会更添烦恼。”晚年，他在《流动的盛宴》开篇关于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一章中，如是吐槽这位老友。
海明威，1923年护照照片
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出茅庐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来到巴黎，遇见了当时已凭借《了不起的盖茨比》成名的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回忆初次见面，海明威毫不吝啬地用尽所有形容美好的词汇，来描绘对方外貌带给他的震撼：
“司各特那时看着像个孩子，面容介于英俊与漂亮之间。他有着金色的波浪卷发，额角高耸，双眼兴奋且友善。那嘴唇细长，带着爱尔兰人的风度，若是长在姑娘脸上，定是张绝美的容颜。他的下巴轮廓极佳，耳朵生得好看，鼻子漂亮得近乎完美，毫无瑕疵。单看这些部位，或许拼不出张完美的脸，但那份漂亮源于色调，源于那令人愉悦的金发和那张嘴。”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921
友谊就此启程。这位初印象良好、刚结识的文坛前辈兼好友，邀他同去里昂一游，海明威欣然应允。于是，1925年春天那场著名的里昂提车之旅，也是海明威噩梦的开始，拉开了帷幕。若将海明威晚年的《流动的盛宴》视为一份供词，这简直就是一场针对菲茨杰拉德的吐槽大会。
在海明威生动、详尽甚至咬牙切齿的笔触下，这场旅行彻底沦为一场倒霉蛋与神经病在冷雨中的荒诞同行。在这几天令人崩溃的旅途中，海明威细数了这个刚认识不久、外表俊美、谈吐投机的好友种种罪状。放到今天，这约等于好友出游归来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篇长篇讨伐帖。
菲茨杰拉德的第一宗罪：放鸽子。原本信誓旦旦约定在火车站碰头，菲茨杰拉德却踪影全无，任由满怀期待的海明威像傻子般独自登上开往里昂的火车。海明威心中怒火中烧，决定将称呼从亲切的“司各特”降级为冷淡的“菲茨杰拉德”。无论海明威如何尝试联系，都找不到菲茨杰拉德本人，只能给里昂各家知名旅店打电话，度过孤独一夜。直到次日，这个把他忽悠得半死的人才现身。
第二宗罪：不可理喻，坑人坑己。菲茨杰拉德邀请海明威前来提车，并提议开着这辆敞篷车，在暮春时节欣赏沿途乡野美景，自驾回巴黎。然而海明威抵达现场才知晓真相：车子之所以困在里昂，是因为顶篷损坏，妻子拒绝更换，大雨倾盆时车辆被迫暂弃。菲茨杰拉德不听劝阻，依旧开着敞篷车踏上归途。往事重演，大雨兜头浇下，把那个被放了一天鸽子、本就饱受折磨的海明威的心浇了个稀碎。
第三宗罪，更是让海明威的钢铁神经濒临崩溃：娇气、脆弱，对疾病抱有荒唐且矫情的妄想。因这辆敞篷车，两人浑身湿透。菲茨杰拉德如临大敌，坚信脆弱的自己已患上致命的肺充血——“那神情看起来至少像茶花女濒死时那样”——即将死在异国旅馆里，逼得海明威满世界寻找一支能证明他发烧的温度计。后来，他喝了“迄今为止见过最多的一次”酒，这才恢复了生机。
数落完菲茨杰拉德的一大堆毛病后，当初那个“对这次旅行颇为热心，将与一位比我年长且成功的作家结伴同行”的海明威，早已灰头土脸、无语至极，心中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已沦为“奇葩”。可事实真如此吗？翻回他在1925年6月9日，从巴黎写给斯克里布纳出版社著名编辑麦克斯威尔·珀金斯的信：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住在此地，我们常见面。我们一起快乐地旅行，开着他的车穿越黄金海岸从里昂回来。我读了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认为这是绝对一流的书。希望它畅销。”
可见，对于菲茨杰拉德的态度，年轻的海明威与晚年大倒苦水的他截然不同。能让年轻的海明威滤镜开得如此之大，或许全归功于后半句提到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读完了这本书，明白不论司各特做什么，不论他表现如何，我都该知道那就像生了一场病，我必须尽量帮助他，尽量做个好朋友。他有许多亲密朋友，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还多。不管我能否对他有益，我愿加入其中，做他的又一个朋友。既然他能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卓越的书，我坚信他准能写出甚至更优秀的书来。”在海明威的文学价值观里，能构建出《了不起的盖茨比》那种精妙世界与璀璨意象的人，必拥有一颗常人难以企及的灵魂。在这种绝对的倾慕下，世俗生活中的笨拙与折腾，皆可勉为其难忍受。
《了不起的盖茨比》初版封面，由艺术家弗朗西斯·库加特设计，名为《凝空双眸》（Celestial Eyes）
回顾海明威一生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件（尤其是早期），那个传说中的“钢铁”硬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热爱朋友、真诚有趣、甚至有些“黏人”的年轻大男孩。他会在信中像个被冷落的孩子般抱怨：“写信给我。我都没收到什么信。”因对方不理自己而毒舌：“你是因为酒精中毒变瞎子了？”最终他又软化下来：“但我感到孤独得要死。上帝，我真愿见到你。在欧洲内外，你是唯一我能多夸两句（或多反对两句）的人。”
那句“孤独得要死”，与他本人的“人设”形成了反差萌。在那段岁月里，他们不仅在信中交流文学、讨论人生与工作，也聊别人的八卦，还会口无遮拦地讲各种乱七八糟、粗俗不堪的笑话。
不过，随着1920年代的喧嚣落幕，时代浪潮无情翻涌，二人的境遇发生了命运般的倒转。海明威凭作品在文坛声名鹊起；而曾经如日中天的菲茨杰拉德，却在混乱的生活及妻子的精神病中，逐渐沉沦。
在《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写下了一段关于菲茨杰拉德才华的总结：“他的才能像一只粉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自然。有一时期，他对此并不比粉蝶所知更多，也不知道这图案是何时被擦掉或损坏的。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损伤，并了解其构造，于是学会了思索，他再也不会飞了，因为对飞翔的爱好已经消失，他只能回忆往昔毫不费力地飞翔的日子。”
当菲茨杰拉德耗费数年心血写出《夜色温柔》后，海明威在信中给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直白指出小说人物刻画的断裂，认为菲茨杰拉德违背了人物自身的逻辑。在这封长信中，海明威极力劝说菲茨杰拉德不能再自甘堕落，并将毁灭的源头尖锐地指向了他的妻子泽尔达。
“假如你能静静躺着，心情放松，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思考你的生活和一切，不去理睬那些东西——这就有大益处。在我看来，你太看重青春。你把成长和老去混为一谈。你受罚得够多，我没有必要再告诉你什么。尽管如此，我愿见你。我愿当面跟你这个哀怨的人谈谈事情。你在纽约时可真是糟透了。我们没能谈出个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小子，你不是悲剧人物。我也不是。我们不过是作家；我们该做的就是去写作。”
此时的海明威口吻开始强硬，直指菲茨杰拉德在生活中的无限软弱与无止境的下坠。他实在看不下去一个曾经如此辉煌的天才，就这样在自怨自艾的泥沼中走向毁灭。
“你在书里对世上的人都要求严格，却娶了个嫉妒你作品的人。这人想跟你竞争，并把你毁掉。事情不那么简单啊。我第一次见到泽尔达就知道这个女人很疯狂。你却把事情弄得更复杂了，居然爱上了她。你当然是个古怪的人。”
海明威鄙视菲茨杰拉德在婚姻中的软弱，痛恨泽尔达对天才的消耗。这一点在《流动的盛宴》中也有记录。《鹰不与他人共享》中，他不断诉说泽尔达多么妒忌丈夫的才华，用尽浑身解数阻碍丈夫创作：她在情感和生活上的索要像无底洞，如果菲茨杰拉德不满足她，她就用极端情绪来胁迫和控制，最终二人都郁郁寡欢；而《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简直像一幕滑稽剧，菲茨杰拉德因妻子泽尔达的嘲笑，怀疑自己的生理尺寸，来找海明威询问“他是否不是正常男人”，海明威不得不带他去卢浮宫看雕像来安慰他。这展现了菲茨杰拉德被妻子打压后极其脆弱的自尊。海明威在回忆录里将朋友这般难以启齿的隐私抖落出来，实则是他对泽尔达的强烈不满，以及对菲茨杰拉德深受其害的痛心疾首，都已溢于言表。
“不过，司各特，优秀的作家总是要回归家园的，总要回来。你现在比当年声称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要加倍优秀。你知道我从未过多地想《盖茨比》如何如何。你现在能比那时写得加倍的好。你所需要做的是真诚地写，别管作品的命运如何。继续写作吧。无论怎样我很喜欢你。我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
《流动的盛宴》美国初版封面，1964年5月
无论海明威晚年如何刻薄地书写菲茨杰拉德，他始终无法放下对这个朋友的感情与惋惜，想要表达支持、喜爱，想要给予帮助，让他不再一蹶不振。
在好友逝去多年后，海明威重回巴黎。一个曾经只是跑腿的小伙已变成酒吧领班，问他：“人人都向我打听的菲茨杰拉德是什么人？”于是，当海明威在纸上写下里昂的冷雨、一起品过的红酒，以及那些夹杂着粗俗笑话与伟大文学梦想的书信时，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下了菲茨杰拉德的娇气、神经质、找温度计甚至量尺寸的荒唐事。
深刻的友谊一定要纯洁无瑕吗？当我们给海明威贴上“硬汉”标签，给菲茨杰拉德贴上“优雅”、“浮华”标签时，往往容易陷入对作家品格理想化的凝视。当二人的相处细节与回忆浮出水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天才的碰撞，更是世俗的狼藉、琐碎的神经质，以及人性的软弱无力。
在海明威的视角里，那个麻烦不断、经常让他抓狂的菲茨杰拉德，才是真实鲜活的。从海明威的角度，我们窥见了这座“冰山”之下真实的二人——这未必代表全部客观，正如海明威在书的序言所写：“如果读者喜欢的话，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虚构小说。但是这样一本虚构作品总还是会有可能多少阐明一点其中写到的那些事实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文字无限接近了他们的真实，他写得越细碎、越荒诞，那种“斯人已逝”的怅然和怀念便越是深沉，显得无比动人。
那是一段哪怕落满世俗尘埃，却依然在灵魂深处闪闪发光的日子。正如他在全书开篇写下的那句箴言。这句话不仅献给那座城，更是献给那段在城市中燃烧过的青春，以及那个虽然翅膀折断、却曾在他生命里留下美丽粉末的朋友：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