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名为“我们的神话与梦境——《不虚此生》中的电影潜流”的新书发布会，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期间悄然举行。长篇小说《不虚此生》的作者郑锦杭，同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双料评委及知名文学影视学者李掖平，就这部作品独特的文学电影化特质，展开了一场深度的对话。
活动现场的氛围静谧而专注。“我们的神话与梦境——《不虚此生》中的电影潜流”主题活动现场。主办方供图
李掖平敏锐地捕捉到，《不虚此生》在艺术层面的最大突破，在于将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成功转化为文学的蒙太奇结构。这种非线性复调叙事的构建，使得文字自带一种“帧级”的视觉质感，完成了一次从字面到影像的跨媒介探索。全书以苏东坡的词句为章节线索，让古典文人的精神内核与现代叙事技巧深度融合。镜头式的场景切换、叙事中的留白处理、时空的跳跃剪辑贯穿始终。阅读这本书，宛如观看一部充满诗意的长片。书中韩晚成独自一次次前往某座城市只为看一部电影的情节，更是用影像美学锚定了人物纯粹的理想主义底色，真正实现了文与影的无界融合。
在李掖平眼中，这部作品具有三重维度的意义。作为女性精神的书写，它塑造了林大方这一挣脱束缚、不断奔赴远方的形象，拒绝了标签化的女性叙事，记录了一代知识女性的精神突围；作为教育的启示录，它直面基础教育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教育的尽头是人心”这一核心哲思；作为生命的赞美诗，它展现了克制、宽恕与超越等多元的爱意，以爱完成了对人性的救赎。
李掖平特别解析了小说中围绕“你疯狂吗”这一连串追问构成的篇章。她指出，林大方通过对母亲王如玉、陶志柔、孔熙言、李若水乃至自我的质问，揭示了人性深处那种不安分、不妥协的执着力量。这种“疯狂”，实则是对一往无前的爱与生命炽热情感的体现。由此，李掖平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认为这段文字是全书的“文眼”，是对新时代背景下鲁迅“狂人”主题的个性化延续与发扬，赋予作品中的人物与文本以理想追求和生命热忱的正向价值。面对这五组诗性的追问，郑锦杭回应道，“疯狂”如同生命的燃料，若不燃烧，人的眼睛便如失明般看不见生命的火焰。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一个疯狂的自己，那是生命火焰的源泉，值得为之付出代价。
郑锦杭认为，作家最可怕的不是拥有风格，而是没有风格。“像写诗一样写书，像拍电影一样写作”，这是她本能的写作选择。她追求极致而非面面俱到，宁愿选择留白或浓墨重彩，也不愿流于平庸。郑锦杭坦言，自己的创作深受塔可夫斯基与杜拉斯文学影像美学的启发，果断选用克制凝练的文字承载厚重情绪，依靠留白、意象和碎片化的时空来营造梦境般的叙事氛围。她揭示出书中“神话是公众的梦，梦境是私人神话”这一主线：“神话”用于解释人类无法解答的生命谜题，如起源、诞生、灾害与命运；“梦境”则连接潜意识与现实。二者皆具世界性，共同完成了对“不虚此生”的终极诠释。
以下内容节选自《不虚此生》，系作者为该书所作的创作谈，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不虚此生》
作者：郑锦杭
版本：作家出版社 2026年6月 诗与书
塔可夫斯基的每一部电影看起来都不轻松，似乎并不打算让人轻易看懂，却总能让人铭记于心。坐在栅栏上等待久去不归丈夫的女人。端着蜡烛缓慢艰难地一遍遍走过干涸水池的男人。雨帘与马匹。焚烧的房子。漂游的水草。一言不发的庄重小女孩。颤抖的水杯。即使在白天也能看到星星的水井。散落在沙滩上的苹果……这些画面会持久地萦绕在心头，永远无法冷却，甚至持续升温。即便多次观看他的电影，仍如初见，永远看不穿底。它会让你疲惫不堪，却又让其他所有导演的电影黯然失色。看过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后，你会不可救药地觉得其他导演的作品太过具体、太实际、太琐碎。即便是安哲罗普洛斯，即便是安东尼奥尼，都无法达到塔可夫斯基那般深邃与崇高。
杜拉斯动笔写《情人》时，已届七十岁高龄。相较于她此前所有的著作，《情人》写得更为无所畏惧、坚定，甚至不惜铤而走险。它用最少的语言，写出了最剧烈的激情，既盲目又完整，既兴奋又痛苦，既沧桑又童真。这部暮年之作，让她以前的所有书都显得逊色。她过去写的每一本书，仿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写出这本最简省、最纤薄却又最尖锐、最勇猛的书，似乎就是要用一本《情人》摧毁过往的所有作品。书中的河流、轮渡、不分季节的炎热地带、磨损的旧衣衫、模棱两可的帽子、自作自受的女人、无胡髭的软弱男人、疯狂的母亲……每一个最简省的文字都带有言外之意，永远悬而未决，催人泪下。
塔可夫斯基是用电影写诗。杜拉斯的《情人》是用书写诗。它们都建立在令人发指的省略、丰饶的沉默与狂野的寂静之上。它们像梦境一样，怎么解释似乎都不准确，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强度。只要你看过，就难以忘却，还想要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们也像生命的倒影，似乎在随波荡漾、摇曳、浮动，永远模糊不清，随时可能破碎，始终近在眼前，却又难以捕捉。它们还像是生命的晶体，凝结着多层次的痛楚与缺憾，蕴含着难以言说的玄谜。只有电影的镜头以及默不作声的文字才能将其巧妙掩藏，轻易不能破译，永远耐人寻味。它们凝练、深沉、广袤，一字千钧，臻于永恒，唯有诗能形容。
如果我只能拍一部电影，我希望它是像诗一样的电影。如果我的有生之年只能写一本书，我希望它是像诗一样的书。我更希望像写诗一样写书。我更希望能完成一本让人无法完全解释却也许难以忘怀的书。在写作《不虚此生》时，我始终遵从这一要求。文无定法，诗无达诂。《不虚此生》无意步人后尘，不求完美无缺，虽可能有明显缺陷，但它没有怯懦，没有犹疑，绝不优柔寡断，深思熟虑，且自知之明。它具有只属于它的节奏与呼吸，肌理与骨骼，细胞与血液，以及像燃烧的冰山一样的情绪与情感。它不只是一本书，它是一首诗。
爱与救赎
一个身处婚姻的男人爱上了一个同样身处婚姻的女人。他们初次体验到爱情的浓烈。彼此等待、相见、诉说、肌肤相亲，难分难舍。他们违背道德，触犯禁忌，对家庭实施欺骗与隐瞒，终于不堪重负，进而彼此指责、争执，出口伤人，口不择言，各自怀着悲愤与冤屈。他们开始失望，直至绝望，最终分开，失去联系。男人并未遗忘女人，每年在她生日时都会寄出一份礼物；女人也未遗忘男人，每年收到礼物的瞬间都会流泪，但他们并无更多眷恋，也不希冀恢复联系。多年后，他们重新联系，彼此致歉、原谅，偶然见面。此时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变老了，不再执着于肌肤的亲近，而是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理解，力所能及地互相帮助，心平气和。
一个丈夫对妻子从不满意。妻子的体态、发型、衣着、走路姿势、说话声音、笑容模样、对金钱的计较、精明的眼神、庸俗的嗜好、每天烧得太多的菜、缺乏分寸感，都让他嫌恶。他无论去哪里都不带妻子，仿佛没有妻子一般。他想离婚，却屈服于妻子的宁死不屈。他没有离成婚，尽管他与妻子毫无相似之处，无言以对，但他们就是无法分离。随着他开始衰老，他开始体谅妻子，感激她的照顾。他第一次带妻子去听音乐会，妻子听不懂，他却说下次再带她去。他似乎重新爱上了妻子，努力培养夫妻感情，似乎在妻子衰老的面容中重新看到了初恋时的娇俏与伶俐，两人越来越融洽，白头偕老。
父亲的厚此薄彼让孩子寒心。孩子长年与父亲疏远，抗拒与兄弟姐妹见面，即使过年也不愿回故土与亲人团聚，仿佛没有亲人。孩子的孩子也成年了，孩子的头发在一年内迅速变白，经历了年岁老去的降临。经过反复挣扎与踌躇，孩子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看到不再伟岸、不再矫健，像干枯树枝般渐渐佝偻的父亲，以及父亲与日俱增的孤单。孩子与父亲陌生、客气，仿佛孩子不再是孩子，父亲也不再是父亲。孩子想起少时父亲的养育，以及父亲与病逝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饱经风霜、忍受过的屈辱。“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孩子泪眼蒙眬。即使父亲无法改变厚此薄彼，即使兄弟姐妹也很难改掉自私，孩子还是原谅了父亲，也原谅了兄弟姐妹。孩子开始频繁给父亲打电话，尽其所能给父亲钱，一次次回去看望，陪父亲说话，期求减缓父亲的寂寥，寸草春晖。
爱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爱会发生、发展、突变，又会辗转、迂回、追根溯源。爱不能目光短浅、坐井观天。爱要数往知来、高屋建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要说有罪，人人有罪。爱能遮掩许多罪。《不虚此生》写了多种不同的爱：两情相悦的爱、克制的爱、未说出口的爱、被祝福的爱、被净化的爱、被埋藏的爱、情深意长的爱、相濡以沫的爱、错误的爱、不是爱的爱、宽恕的爱、消失的爱、不会消失的爱、骨肉相连的爱、源远流长的爱、永恒的爱、辽阔的爱、超越的爱……它们包含了人的有限、欠缺与脆弱，遮掩了人的许多罪，并让人得到救赎。人类如果没有爱会很可怜。人类如果只想得到爱也会陷于混乱。人类只有得到救赎，才能彼此切实相爱，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不虚此生》不只是写了爱，更重要的是写了：救赎。
母亲与故乡
我的文学种子是我的母亲埋下的。母亲在我上小学时就经营一家生产爆竹的工厂，工厂有个仓库，用来囤放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用拖拉机整车拉回的废书。书成了废书也还是书，仓库就像我童年的书库，凡是减少了，又会多起来，永远丰足，取之不尽。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趴在没有灯、窗户也被封死的昏暗仓库的书堆上贪婪地找书。谁都以为废书就是废纸，用铡刀裁开，在炮车上拉成炮筒，点燃粉碎后，废纸就更彻底地成了废纸。母亲也没想到，她含辛茹苦借以维持生计、养育三个孩子的废纸，却给我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二十三年前的春天，母亲迅速消瘦，癌细胞扩散，即使打过一次手术依然虚弱疼痛，打杜冷丁也无法缓解。母亲想念我，盼望我回去看她，叮嘱央请来照顾她的老婶婶做我最爱吃的肉麦饼。我说好要回去，却又没回去，准备过一个星期再去。母亲没等到我就昏迷了。我在苍茫的夜晚坐着慢火车赶回去，赶到医院时，母亲已经不能对我说话了。母亲没有再对我说过一句话。母亲死了。死亡就像一条江流，坚决不舍昼夜地流淌，翻越岁月的山岭、沟壑、深渊，在岁月中奔腾、迸击、咆哮。即使在它最平静的时候，你只要想起它，就会无助地流泪。它永不干涸，无边无际，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它造成的伤痛就像痼疾，永远不能痊愈，带走了我的母亲。我在它的河岸上心如刀绞地呼喊，悲恸哭泣，失魂落魄地追赶，母亲都没有能再对我说过一句话。
母亲没有看到故乡的变化。故乡泥泞但柔软的机耕路变成了平坦但坚硬的水泥路。曾经零星分布在山脚下的爆竹厂厂房无影无踪。田野荒芜，没人再种小麦与水稻，没人再种像树林一样的甘蔗，没人采摘棉花、割草籽、耕田、犁地。没有炊烟，没有牛羊，连鸡也很少见。晒谷场变成了停车场。没人住泥土房子了，造起了很多楼房，楼房崭新，但居住的人越来越少。如果我回到故乡，偶然遇到与母亲年纪相近也曾熟识的女人，看见她们虽然老去，但依然有悲喜，依然能絮絮叨叨说话，依然能有份额亲觐日光之下所行的大小事宜，我就会嫉妒她们。我也羡慕所有能看着母亲老去的人。我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敢回到故乡，对故乡心灰意冷，不是因为故乡不像故乡，而是因为不像故乡的故乡已经没有我的母亲。
我即使无数次回到故乡，无数次走过杂草横生的野径，无数次站在苍凉的山坡上，无数次站在母亲的坟前，都于事无补，都不能再让母亲对我说一句话。我只能用文字寄托对母亲的思念，除了文学，我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可以用来思念她。母亲也不会想到，她给我埋下的文学种子，不但没有被岁月杀死，而且在顽强地发芽、抽长。《不虚此生》让我对母亲进行了一场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思念，让我对故乡进行了一场漫长的寻找与确认，让我对生命的源头进行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回溯。它不是哀歌，它是礼赞。它原来只是埋藏在岁月页岩中的微小种子，但它撕开了时间的坚壁，生长出了芽叶、枝丫，并且开放出了花瓣。
轻与重
杜拉斯曾说，再没有人会像作家那么孤独的了，没有比写作更可怕的工作，永无休止，十分凄惨，但她还是一直渴望写，比做任何事都渴望，不可救药。即便如此，杜拉斯写的书并没有避免她自己厌烦的太满、太白、含义过量，并没有做到她自己所希望的提供读者最少看得到但最多需要去了解、去聆听的东西。但是，杜拉斯在写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不写的几十本书以后，还是写出了轻盈的《情人》。圣-埃克苏佩里经历过战火、坠机、很多次接近死亡，也经历过在沙漠上被干渴扼住喉咙不知道人类在哪里的孤独，以及反复无常的让他着迷又让他痛楚的女人的折磨。圣-埃克苏佩里也写过繁冗的书。但是，圣-埃克苏佩里在最后一次起飞然后永远地消失之前，也写出了轻盈的《小王子》。杜拉斯和圣-埃克苏佩里都写过过于滞重的书，但他们也都写出了轻盈的书。去年秋天，我在写完《不虚此生》的原稿时候，我也自视完成了一本尚且轻盈的书。
作家出版社的向萍老师对我说，《不虚此生》的思想内核坚实，语言有独特的冲击力，但是诗体小说为数不多，不太好写，对写作和阅读的挑战都很大，它还有待更凝练，更精确，更严密。《江南》杂志的李慧萍老师对我说，《不虚此生》的叙事基调以及所构建的精神图谱触动人心，语言有独特的质地，但是结构还较为单薄，情节的张力还有所欠缺，人物的复杂性与立体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展现，要有所扩张，有所平衡，有所打破。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老师对我说，当下的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文字，有的文字好像很深刻，其实都很薄，一个作家要有内心深处的文化本能与历史本能，一个女性作家尤其近于杜鹃啼血，一个更伟大的作家在于敢不敢把自己血淋淋地解剖出来贡献给这个世界。我在完成《不虚此生》原稿的过程中，在时间和体能上都已经达到毫不轻松的限度，倘若要进行修改，我还将面临更艰巨的考验，但是，三位老师诚挚的意见，迫使我对我的写作以及作品作出了更严肃的看待，我还是决心开始修改书稿。
我看过很多遍林语堂先生著写的《苏东坡传》。我认真练习过苏东坡的《寒食帖》和《赤壁赋》。我常常会像查字典一样查看《苏轼词集》。苏东坡的书法不重法度，结体倾斜，左低右高，点画信手，不烦推求，但是如绵裹铁，温润遒劲。苏东坡的许多词不谐音律，不合上景下情的陈规，但是气势完足，变幻莫测，戛戛独造。苏东坡的一生穷达多变，辛苦备尝，但是始终不忮不求，淳朴自然，能庄重，能轻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我在开始修改书稿以后，在时间最为紧迫与严酷的时候，还是到杭州蝴蝶剧院看了张亚洲老师主演的《苏东坡》，并且又到上海大剧院看了茅威涛老师主演的《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我最需要坚定信念的时候，苏东坡依旧给了我重要的精神补足。我对书稿的目录进行了调整，除了保留原有的后记以外，补充了楔子和尾声，并且选取了苏东坡的五句词句作为五个篇章的标题，丰厚了全书的精神向度。
经过修改，《不虚此生》进一步建立了清晰的非线性的复调结构，每一个人物都得到了丰满，并且都承载起不同人物的不同使命，全书的精神根基与哲学关怀基本实现了中西体用之分的相济与超越。重新定稿的《不虚此生》更确切地写了时间的丧失与回环，人生逆旅的孤独与刚猛，理想主义的部分胜利与部分失败，个人境界的净化与升华，灵魂的飘摇与安放，信仰的追寻与指引，良知的叩问与鉴察，人性的温柔与宽宏，人类命运的生生不息，宇宙苍穹的庄严与雍容。“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某凡百如昨，但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它更多地有所承担，有所自许。它不消极，不虚无。它比原稿多了不少重量，但也没有过于减损原有的轻盈。它有轻，有重。
深与浅
我在开始修改书稿以后，对全书的所有人物重新进行总览，对他们的内心与情感世界予以更深切的体认，对林大方、韩晚成、李若水、王如玉等主要人物进行深度的校准，对孔希言、陶至柔、秦千里、沈江海、韩湛、李昭、沈锐等原稿中只有称谓甚或没有称谓的人物，进行更贴切的把握，并且补充了潘易知、欧阳惑、钱老师等人物。我对全书所涉及的教育主题也进行了更深入的勘测，对于教育的本质，它对文明与进步的影响，以及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成就与其所面临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的新的要求，进一步作出深刻的思考，以期不失准绳，不致褊狭。我每天推进写作的强度与密度都在接近极限，不能他顾，对基本的食物的摄取也失去敏感，似乎连情绪也被消除。其间，我接到李慧萍老师的电话，李老师通知我，经过严格的一二审与终审，《江南》杂志定于3月刊发《不虚此生》的原稿。我对李老师的通知几乎是木讷的。李老师问我：“你怎么不激动？你怎么那么平静？”我过于疲倦，似乎也失去了激动的能力。李老师布置我写一篇同期配发的创作谈，我试图对我的文学美学、文学观以及文学的源流作出表达，但我深陷修改书稿的高度凝聚之中，似乎已经没有多余的脑力与脑空间，仅仅八百字左右的文章，就是写得断断续续，怎么也不能深入，流于浅表，多有遗憾。
我在完成书稿的总体修改以后，得以与《江南》杂志的哲贵主编初次见面。哲贵主编告诉我，《不虚此生》的原稿写得很松弛，但是情感又很饱满，完成度很高，让他很为惊喜，他不曾认识我，我也不曾认识他，他仅就为作品所打动，继而确定予以刊发。哲贵主编也提醒我在文学追求上需要更有勇气，并且需要对自身文学生涯的规划作出思考。我尚在持续修改书稿以后的失重与涣散中，对于哲贵主编的肯定与勉励，几乎也是迟滞的，不能更诚恳地致谢，言辞也缺乏灵敏，更不系统，失于散乱。我在读过哲贵主编的《微不足道的一切》以后，更多地认识他的和淡，对人的包涵，以及对文学的把持，对于自己的不能更从容，多有惭愧。
我再度对书稿的局部细节进行补阙，以及对部分容易冗余的字词进行核准，直至与向萍老师共同确认了最终的定稿。向老师对《不虚此生》的原稿进行过慎重的审读，逐字逐句地批注，另外又用不同的颜色对褒赏之处、有待商榷之处、存疑之处分别标注，并且全程跟进书稿的修改，对修改稿依旧作了一丝不苟的审读，以及详尽的批注。我与向老师每次的交流都要通很长时间的电话，有时夜晚近十二点还在交换意见。我与向老师对于社会与人心、个体的抉择与格局、时与势、文学的生命与意义都有很多共同的看待，对待作品也有同样的认真与郑重，倘若有分歧，都能真诚地充分探讨，彼此磨合与激发，最大限度地达成了对作品的理解与共识，实现了对作品的熔冶与淬炼。如果说，《江南》杂志所已刊发的原稿，就像一个人的青春时期，轻快，韶秀，作家出版社所要出版的修改稿，则像一个人的熟年时期，沉稳，坦荡，其中的蜕变，就像一个人的成长，虽有曲折澜翻，终至清雄洒落，实属不易，但也自然而然，多有欣慰。
达观率情的程士庆老师对于《不虚此生》不吝热忱地推动，先后把它推荐给素养深湛的李慧萍老师以及德高望重的王旭烽老师，并且得到哲贵主编的首肯。王旭烽老师的玉壶冰心，以及“吾生须臾，长江无穷”的气概，予我深刻的感染。可亲可敬的宋老师着意为《不虚此生》推介足以放心的编辑，把它托付给高度负责的向萍老师。《不虚此生》得到诸多师友的扶持与砥砺，他们的善良、无私与仁爱，共同鞭策我由浅及深，不断正视当代文明的总体状况、时代的趋向以及每个人对历史进程的参与，成熟思想，稳健态度，并且对作品作出自觉的评估。我只要在写作，就必须不断地深入心灵深处，倾听它深邃的声音，寻求对于信、望、爱的理解，我以为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