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居翰在《图说中国绘画史》中提出一个颇具分界的看法：宋代是中国书画艺术的一个关键节点。在此之前，创作者们痴迷于写实，把“逼近古人”当作最高追求，视“如临其境”为极致美感，这种理念支撑下的艺术在宋代达到了成熟的高峰。跨过宋以后，画风大变，艺术家们转而向内探索，强调表达自我，讲究“我手写我心”，舍弃形似而追求神韵，不再拘泥于中古时代的规范，绘画的变革尤为剧烈。

这一转变与近古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密不可分。元代统治者对汉人采取排斥态度，传统士大夫进入仕途的机会寥寥无几。于是，他们逐渐脱离庙堂这个主流文化圈，转向江湖，投身于个人志趣并以此谋生。既然无法在体制内获取资源，便只能去市场上寻找生存空间。书画家不再通过描绘圣贤故事来装点门面，小说家也必须编写大众爱看的故事来迎合民间口味。植根于宋代话本的说唱艺术因此盛行，其叙事更注重情节铺陈和人物塑造，主题也更贴近人性，关注凡夫俗子的喜好，不再局限于“文以载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应运而生。

中国古典小说一贯宣扬善与美，思想上秉持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这既让底层百姓喜闻乐见，也契合儒、佛、道三家的精神内核，连统治者对此也多持默许态度。“三言”“二拍”对此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卖油郎独占花魁》为例，主人公朱重在给昭庆寺送油时，偶遇邻居王美娘，被其容貌吸引，心中暗想：“若能得此美人搂抱一夜，死也甘心。”为此，他日夜积攒，终于攒下10两银子，企图买断王美娘的一晚春宵。老鸨起初嫌弃他是卖油的，百般推脱，后来见他诚意十足（实则是银钱到位），便让他过几日打扮成斯文人再来。等到终于见到美娘时，对方大醉，且因朱重“不是有名声的子弟”，担心接客会被笑话，并未接纳。但朱重毫不在意，整夜悉心照料醉酒的美娘。次日酒醒，美娘感叹：“难得如此好人，忠厚老实又知情识趣”，虽可惜他是市井之人，心想“若是衣冠子弟，情愿委身事之”，仍回赠双倍嫖资以示谢意。不久，朱重父亲病故，他接手了油店。此时，美娘的生身父母来到临安寻女，在朱家油店打工。一年后，美娘遭福州太守八公子羞辱，流落街头，恰遇朱重经过。朱重急忙将其接回青楼，美娘为报恩留宿，并许诺嫁给他。她动用多年积蓄赎身，嫁给朱重，并与亲生父母相认，结局圆满。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同样是一段广为人知的爱情悲剧。名妓杜十娘早有从良之心，她深知沉迷风月的公子哥往往因倾家荡产而无颜见父母，于是处心积虑地积攒了一个百宝箱，藏于院中姐妹处，期望未来能得公婆体谅，成就姻缘。然而，她对爱情的赤诚与精心策划，终究抵不过封建礼教的压迫与人性的怯懦。最终，她当众痛斥奸佞与负心汉，抱着宝箱投江自尽。杜十娘美丽、热情、善良且轻财重义，更有忠于爱情的刚烈。她用决绝的生命捍卫了人格尊严。

尽管主题紧扣善美，但“三言”“二拍”所描绘的社会文化中，流露出当时人们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而非单纯的古代说教。这一点，颇似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类似薄伽丘的《十日谈》。明代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历史阶段：从明初到晚明，极端皇权专制走向瓦解，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民间贸易失控，官场冷酷逐渐被多元的市场气息侵蚀。文学艺术曾在冰天雪地中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封建社会步入末期，历史车轮无可阻挡地向前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