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子禾的长篇小说《猴命》，最直观的印象便是：这趟写作之旅，走得极不讨巧。在题材取舍、主旨传达以及叙事语调上，这部作品都刻意与当下的流行风向保持着距离。故事聚焦于陇东大地上的两位乡村老者，因一场意外跌入绝境。七十三岁的甘改善骑着电动三轮车，撞伤了七十岁的同村寡妇陈秀兰。本就病弱的陈秀兰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动了手术，出院后依旧无法自理。她的儿子甘仁贵索性硬把母亲拽到了甘改善家里。小说便由此展开，铺陈出此后近半年间，“一个自身难保的老头伺候一个病歪歪的老太太”的琐碎日常，以及这期间涌动的种种困难、尴尬与心理暗流。
这场看似微不足道的交通事故，将两个原本毫无交集、各自孤苦的老年生命，强行捆绑在那阴暗潮湿的乡村窑洞里，开启了一段漫长且煎熬的“猴命”历程。陈秀兰瘫痪失能后，儿子甘仁贵一心想要甩掉赡养包袱，硬是将母亲推给甘改善，连过年都不接回去，只带着子女上门磕头拜年，做足表面功夫维系亲情体面，背地里却私吞母亲的医疗报销款。反观甘改善这边，无论是在外打工的儿子，还是嫁出去的女儿，无人体谅父亲的窘迫与艰辛，不理解他被迫照料非亲非故之人的无奈，反而一味指责、肆意评判他的选择。妻子王巧巧更是将家庭的凉薄推向极致，常年对丈夫冷眼相待，在他深陷困境时不仅拒不搭把手，反而冷眼旁观、出言苛责，甚至加以谩骂羞辱。亲情的冷漠、伦理的崩塌、人性的异化，在字里行间展现得淋漓尽致。甘改善后来终于明白，真正压垮他的并非照料陈秀兰的那份重担，而是妻儿看他的眼神——那眼神里满是“失望、恼怒、怨愤、悲哀、憎恨”，意味着他成了“所有人的羞辱”。小说以“老猴”意象贯穿始终，甘改善与陈秀兰如同被命运锁链拴住的老猴，一生被动挣扎、无处可逃且不被看见，老了被人遗弃，沦为“尊严丧尽的老可怜虫”。但即便人物处境如此不堪、令人绝望，作者并未弃绝希望与救赎。两人从彼此反感、排斥乃至自我厌弃，到慢慢接纳现实、重拾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以最朴素的善良对待对方，以隐忍和坚韧维系垂暮生命的尊严，在日复一日的善意付出中，完成对苦难命运的接纳与彼此的和解。两人在幽暗窑洞里见证彼此最狼狈、最脆弱、最不堪的模样，相似的宿命让他们相互支撑、彼此慰藉。甘改善的悉心照料，让陈秀兰摆脱了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境地，获得了生存的希望与人格的尊严；而陈秀兰的存在，也让孤独的甘改善有了牵挂和寄托，驱散了内心的荒芜。两位老人之间微妙的心理和情感变化，构成了绝境中的双向救赎。对陈秀兰的照料，伴随着身体的触碰，以及彼此的默契和怜惜，渐渐让甘改善产生一种既像母子又像夫妻的恍惚感受，他开始觉得陈秀兰“不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一个负累，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责任，而是一份补偿，是对他这么多年孤苦伶仃的迟来的补偿”。与此同时，随着双方关系的改善，陈秀兰有时会帮他两个孙女做作业，有时跟她们一起安安静静看电视，“许多个瞬间，他感到某种和睦家庭的快慰”。作者通过孩童的介入，再次让我们看到希望和救赎的可能。“每一个来到世上的孩子，都带着上帝对人类不曾绝望的信息。”故事的最后，两位老人和两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看日食，随后甘改善突然发现陈秀兰不见了，以为她去寻死了，后来看到她正坐在厕所墙根下才松了口气。他走向她，“日食后的夕阳似乎更灿烂了，把那面低矮的厕所墙照得金灿灿，陈秀兰也给镀上了一层金色。”再走近些，甘改善在那棵嫁接而成的李子树的枝杈间，发现了“两粒青涩的李子”。作者摒弃了底层叙事中流行的“苦尽甘来”套路，拒绝廉价的主旨升华，而仅仅通过“青涩李子”的意象，给压抑的故事施与些许温情，给悲哀的人物命运保留一点微光。绝境中的自我救赎与彼此治愈，正是《猴命》突破苦难叙事、彰显人文温度的核心所在。作者子禾自述：“《猴命》表面写一个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寓言，关乎所有老人，乃至关乎所有人：当衰老和疾病降临，当肉身无法负担自身，当生活日常骤然瓦解，当命运的‘老猴’骑上肩头，我们将如何面对？”作为一部扎根当代乡土现实的长篇小说，《猴命》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个体命运的书写，成为洞穿时代表象、观察当代乡土社会转型困境的重要文本。子禾以极为诚实的文字照见“父辈”，同时告诉我们：“文学的责任不会虚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