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产汽车举行年度股东大会，一场关于高层人事的争议甚嚣尘上。有股东公开提议，希望重新启用卡洛斯·戈恩担任公司CEO，这一动议是多项要求罢免现任掌门人伊万·埃斯皮诺萨提议中的一部分。根据《汽车新闻》报道引述现场股东的看法，这位支持者毫不避讳戈恩过往的法律纠葛，坦承即便存在针对他的刑事指控，“日产需要戈恩这样的人物，他并非完人，但也绝非一无是处，我渴望得到这样的领导者”。这次提议，实则反映了市场对日产近八年经营状况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自从2018年戈恩离开日产之后，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始终未能摆脱业绩波动的困境，股价持续萎靡，转型步伐缓慢，亏损压力层层累积，现任CEO埃斯皮诺萨肩负着沉重的改革任务。部分股东寄望于昔日的“危机处理专家”再度出山，以扭转当前困局。不过，戈恩面临的国际通缉法律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回归希望缺乏现实基础。
股东集体怀念戈恩，其想法源于戈恩掌舵时期的经营成绩，与日产近年业绩持续下滑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落差引发了怀旧心理。戈恩素有“成本控制大师”的称号，1999年接手连续七年亏损且负债累累的日产，通过裁员、关闭低效工厂、优化供应链体系的激进改革，仅用一年时间便推动日产扭亏为盈，数年内偿还超过两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成功挽救了这家濒临破产的汽车企业。在管理版图上，戈恩构建了雷诺-日产-三菱全球汽车联盟，整合三方研发、采购、制造资源，在其巅峰时期，联盟年销量曾位列全球第二，强大的协同效应为日产提供了稳定的利润基础。其强势、果断、执行力强的行事风格，成为不少老股东心目中解决危机的典范。图片来源：戈恩领英在其执掌期间，还推动日产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成立合资公司东风日产。在其巅峰时期，东风日产年销量超过百万辆，是中国市场畅销的合资汽车企业之一。反观戈恩离职后，日产内部管理层频繁变动，战略摇摆问题突出，电动化转型步伐远落后于同行。财报数字持续显示亏损压力，为缓解现金流问题，公司甚至被迫出售全球总部大楼。为削减开支，埃斯皮诺萨提出关闭7家工厂、裁减两万人的激进降本计划，但依旧无法遏制销量和利润的双向下滑，股价的疲软进一步加剧了股东的焦虑。
在不少股东看来，当前日产决策缓慢、内部摩擦明显，缺乏敢于果断改革的核心领导者，面对行业剧变显得力不从心。与戈恩当年逆势救市的经历相比，投资者自然产生“如果戈恩仍在，情况不会如此被动”的预期，罢免现任管理层、提议戈恩回归，本质上是投资者对当前扭亏方案不满、迫切寻求突破，是困境中对强势改革型领导者的情感寄托。然而，这种怀念仅聚焦于戈恩以往的业绩，故意淡化其个人法律风波与历史矛盾，且忽视了当年戈恩离职背后存在联盟权力斗争、内部治理冲突等深层因素，单纯复制旧模式，本身就无法适应当前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全新环境。戈恩回归缺乏现实可能从司法事实、地缘政治、企业治理三个方面来看，戈恩重返日产执掌管理权几乎没有可能性，股东提案更多是情绪宣泄，不具备实际操作性。时间线清晰地记录了戈恩的法律风波：2018年11月，戈恩因涉嫌隐瞒巨额个人薪酬、挪用公司资金等财务问题在日本东京被捕，经历两次拘留、支付合计15亿日元保释金后获得保外就医。2019年12月底，戈恩藏身于音响设备箱内，通过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逃往日本，最终抵达黎巴嫩定居。司法层面，日本检方对戈恩相关指控的追诉并未停止，2022年法国方面也针对戈恩挪用雷诺资金问题签发逮捕令，戈恩目前是多个国家司法机关通缉的对象。地缘政治规则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黎巴嫩与日本、法国均未签订双边引渡条约，戈恩持有黎巴嫩国籍，当地司法体系不会配合引渡程序，这意味着戈恩终身无法合法回到日本境内履职。即便戈恩通过远程方式参与管理，其跨国通缉身份也会使日产面临巨大的合规风险、舆论危机与监管问责。除此外，当年戈恩离职的原因，除了财务指控外，还包括雷诺、日产长期股权博弈、联盟管理权争夺的结构性矛盾，多年后雷诺与日产的股权架构、合作模式已经彻底改变，联盟协同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戈恩赖以发挥管理才能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即便忽略法律问题，其激进集权的管理模式，也与日产当前内部治理规则、日系企业管理文化严重冲突，强行引入只会激化内部矛盾。
埃斯皮诺萨面对的经营难题真实而严峻，但股东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一名无法入境、身负通缉的前高管，既回避了日产转型滞后、战略摇摆的核心问题，也无视了客观法律底线，终究是脱离现实的情感寄托。日产如今的困境，是管理层更迭混乱、电动化战略落后、联盟协同弱化、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等多重问题累积的结果，绝非更换一位领导者就能迅速解决。与其沉溺于过去的故事，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怀旧救赎，不如正视自身不足，稳步推进降本增效、理顺长期产品规划、补齐新能源转型短板，夯实经营基础。对于埃斯皮诺萨与日产董事会来说，回应股东担忧、制定可落地的中长期复兴方案，用实际业绩修复市场信心，才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图片来源：日产
